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

民王宰谋得诸生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刑谳，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料豆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

寻命兼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于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渐复故。四年正月，复疏请于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于西沽以于海河。南运河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皆汇于此，秋潦时至，宣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于静海独疏引河，实下游治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开，又恐倒。臣等现勘通省，凡众河会及淀、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于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之大者，永定、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于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海；治牙河，拟濬新河，引上游诸淀，开旧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濬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濬减河三十馀里，老河达于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濬青门河别派分，下游已暢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于苑家叠建木桥五，使沥通行；治东淀，拟濬上游三岔河令宽，杨家河、卞家河洼诸疏引河，并行而东会于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暢。”又引永定河改归故，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斌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于固安南、霸州北顺东下，接东淀达西沽海，则上游涨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甿村堤溜，应加宽厚，其路甿村东至艾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馀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河溢，傍河诸州县被。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于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金门闸上游放，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

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峒寨，但令差役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于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于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句连，饮血酒，传木刻，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养之，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于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于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人。凡作窝匪之，兵役侦之而不得者，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人，令各寨用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于县令。众苗有事，寨长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于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于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