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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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援兵，获倧妻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满洲，还是寇，无非梁小丑，只要兵，无不克取，寄望甚，因而态度。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为质。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切从事杀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为桂王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文龙下。袁崇焕杀文龙，以陈继盛代领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队调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伤手留辽，诏之曰："都元帅远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朕怀。"

：上引孔传，有两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由登州新河海，至金州铁山旅顺，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由此而达，可直抵辽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