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就发去了。樊燮是否“贪纵不法”犹待查明，但“目不识丁”何能当总兵官？当下先革职、后查办。这“目不识丁”四字，在樊燮心里，比烙铁来的还要刻“解甲归田”以后，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当下延聘名师教他的独读书，书房里“天地君亲师”的木牌旁边，贴一张梅红笺，写的就是“目不识丁”四字。他告诉他的儿说：“左宗棠不过是个举人，就这么样的神气；你将来不中士，不是我的儿。”他这个儿倒也很争气，后来不但中了士，而且了翰林，早年就是名士，此人就是樊增祥。

一方面教，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燮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两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奏，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湖南巡抚。名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棠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说：“左季如果不在湖南，一定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言，老兄何妨上个折。”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上折，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潘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左宗棠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土的碑，初拓本一定专差赍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平后，奉旨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太后，靠山很，所以郭嵩焘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哪知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责以外，且四次上奏折，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传说，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焘写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致小气到连这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所以狠狠心不顾盛谊友情，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嘉理，赴滇缅边境迎接来自印度的探险家，不意为官兵所戕，因而引起很严重的涉。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郭嵩焘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国；奉旨署理兵侍郎，并在总署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