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分去看新贻，照例应受“”——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就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望重，足以冠冤群。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设；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奏折。第一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另筹改拨。第二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新贻，从速到任，至于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天夏秋之，照例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太后及皇帝私人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银”无不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次；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而“停止”以前的帐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是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员补用，并请赏加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翎”、“请赏加图鲁称号”来得闹起；其实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改为“以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察使衔”便可以署理阜司，成为实缺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不过左宗棠拜发这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月十二号汇，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洪杨之，浙江遭劫特，满目疮痛，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供养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大开，加了一倍，而且日都不准托，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在羊上’，真是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即行，办事还容易；等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里轧扁了？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来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事。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