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但司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则同参阁议，则各治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以财政、税务并。兵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以练兵、太仆寺并，而海军暂隶焉。既设陆军，则练兵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商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理藩院为理藩，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礼。工所掌半已分隶他，而以路邮电并，拟改为邮传。此正名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次民政、次度支、次礼、次学、次陆军、次法、次农工商、次邮传、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如今大分都不保了。练兵并陆军，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而以路邮电并，这就一下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最可忧的是，海军暂隶陆军，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首先是谈军机，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针锋相对，包得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相承至今，尚无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堂官员缺照旧外，各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