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离奇的谣言，将会层不穷，愈传愈盛，使得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会来一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国的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整理好，即将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名。

“这是无法勉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端愍也算有了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新贻的家属、旧，还有些秉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的办得不彻底，细细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

“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于是曾国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仪，两名司官每人一百两，这在“曾中堂”手已经算很阔的了。送郑敦谨的是二百两，附了一封曾国藩亲笔写的信，说这笔程仪，是致送同年，不是馈赠钦差，同时表明，绝非公款，是从他个人的薪给中分来的，请郑敦谨无论如何不可推却，否则就是不念情。

郑敦谨还是“不念情”断然谢绝。到了二月初六，携带随从，上船回京，一路闷闷不乐，每每终宵长吁短叹。这样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换车北上，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把他接到衙门里去住，留他盘桓数日，郑敦谨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不久，从江宁来的消息，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已奉上谕批准，新贻“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而张文祥也就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在江宁城北小营，曾国藩亲临监视。两江总督亲莅刑场，监视正法，是从未有过的事，因而引起许多揣测，说倘非如此，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唯有曾国藩亲临坐镇，才得安然无事。

郑敦谨又听到消息，说家的报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给刽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扎住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张文祥始终不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