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断分不断合。不过在理上你是欠缺的。”

“是，是！”那郝成怕老婆，官司能打到这个结果，回去足可代，便满认错“原是小人夫妇的不是！”“你知不是，是愿从打还是认罚？”

“小人认罚，但凭大人吩咐。”

“罚你捐五百两银助潼川书院的膏火。这虽是认罚，其实也是为你自己造福。”汤斌又说“其次你要给孙鸿书陪不是。这两项，你服不服？”

“服，服！小人甘服。”

于是郝成当堂替孙鸿书赔了礼。汤斌又忠告了他一番，劝他不可溺女，否则将来自讨苦吃。然后派礼房书办，领他去办捐款书院的手续。

“孙鸿书，”汤斌发落原告：“你的儿资质过人，大堪造就。不妨到潼川书院去读书，本备文请潼川书院山长照料。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二人天喜地磕了，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疑窦甚多，你可曾看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这样问说。

这件案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隶，耕畜牧，为主人生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分提了，虽然仍称为“包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依旧是“旗下家”或者是准他自立门，但仍为主人服役，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

在关外，这些人无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及至随军关，或则不堪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设置“督捕侍郎”四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死，妻家产没官，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律例，藉没止以叛逆，而盗已不预焉。独窝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乍归，谁无天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旗下家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称为“东人”；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代为耕作，吃一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官府，鱼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盗还狠毒的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

这些“投充”的坏，作恶的样极多，最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是穷家。这是杀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炮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移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逃人的案，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洗刷冤屈，主要关键，是在把同谋的人找来。

他问承办这一案的“刑书”——刑房书办张桂文：“首告官的钱地保，与这家姓邢的大，平素可有冤仇？与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识？钱地保如何得知邢大家有逃人？这三须得查问清楚。现在看供词中，没有片言只字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刚愎自用，向来不喜人言。所以书办不敢多说。”

这与汤斌打听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关一向信任书办，怎说是“不喜人言？”明明是张桂文的推托。然则其中必有缘故了！

这时他还不敢就认定张桂文与此案有系，只这样说：“我与前任不同，你们如有所见，尽直说，说错了也不要。”接下来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来问，你传话下去！”

于是汤斌就在厅里传讯邢大——凡是地方官，必须于相人；汤斌对此颇有研究，一个人的善恶，便知，看那邢大，长脸颧，不旁顾，是个正直而近于偏执的人。

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听邢大陈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乐善好施，见义勇为，得地方乡里的敬重，但因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这件案，据他自己说，并非挟仇诬害，纯粹是敲诈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