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即读书的土人。这些土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动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理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针对这需要，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思想系统的，则是宋代的大儒朱直。他是孔孟以后儒家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死后被尊为贤人。他对儒家经典的论述有权威，他的《四书集注是明朝、清朝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他的治学方法被称为“理智化”、“客观”、“归纳法”有时甚至被认为有“科学”的据。未亮对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熟读思，行整理。他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事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这所谓“”包括的事如日月星辰，也包括象的理如孝梯忠信。这把和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无论的宇宙观。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看到一件事，这事就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与环境隔离。他们着重于事的功能。一件事有特，就是因为它和其他事发生了关系。白的东西有白的特质，是因为有光线的反，见于人。这也就是说，凡“”皆有动作，光线的反见于人是一动作，为人忠孝也是一动作。运用这样的观，未竟把雷霆和鞭炮看成相似之，因为两者都是“郁积之气”企图发散。

孔的仁，孟的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但是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如果浊气抬，天理就被“人”所取代。补救的办法是“格”也就是接受事和观察、研究事。他说：“所谓致知在格者，言致吾之知，在即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莫不有理。”通过格，可以使人发现天理。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孟以之就下比喻人之善，其实人与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孟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包括自然界。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格。但是他在作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代替逻辑。

对未合的思想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假如人之愚顽不肖，如他所说在于气浊，则这生理的缺就应当采取机械的方式补救，例如着于遗传，或者如家的注重吐纳。然而朱莲反对这样的办法。他认为这些气浊的人应该接受教育，经过不断的努力，才可能接近真理。这样一来，朱熹之一个全的、有组织的宇宙，已成问题，即理之理有别于理之理。

大凡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浪费。他的植，要求别人接植、地质、历史和地理等各个学科，但目的不在这些学科的本上追求真理。因为对任何问题，他的结论已作于观察之先，而且作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和孟。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不产生疑问：这博学多闻是否有确切的需要，也就是说，朱景的成就，是否能和他付的力相当？

朱熹治学的方法可谓“支离”避免这样支离，另有捷径。此即以每一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而所谓心理，即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理德合为一，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伟大与完，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德的真谛。其最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觉还没有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无可形容的。

以这方法治学是为“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宇宙的真实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真实。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家的“”、释家的“无’电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梯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而对社会的德理则不再负有责任。耿定理的终不士就是一例。再则，儒家的经典一贯是土大夫行动的标准和议论的据，而心学一经风行，各人以直觉为主宰，全经典就可以弃置不顾。李蛰全凭个人的直觉和见解解释经典又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