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似乎是漫不经意的开场之后，他跟着就指，李蛰的古怪行为，无非是就地打之意，目的在于不受拘检，参会禅机。但是耿定向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蛰曾经迫他的幼弟押，还提到李蛰有一次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在耿定向看来，这些放的行为，也是李蛰以良知为主宰，寻求顿悟的方法，与颜山农的就地打无异。

李蛰在1587年对这攻击作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以外，他对自己的不拘形迹毫不掩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就地打”的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说：“世间打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广众之中，渔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无人不，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当一个人真能领悟到打的真趣，则另有境界，此即“当打时，内不见已，外不见人，无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不获，行而人不见，内外两忘，心如一。难矣，难矣！”他认为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当时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的一个事例。李蛰与耿定向的个不同，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嘲讽侮，已经超了个的冲突。其中的微妙之，乃是耿定向并不属于正统的理学派，而是和李蛰同属心学派中的泰州学派。仅仅在攻击李蛰“未信先抗’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近似于理学派。

心学的发展在明代。由于王明的创造发挥，这思想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王明原来也属于朱熹的信徒，据他自己说，他曾经照朱熹的方法格，坐在竹之前冥思苦想。但是格来格去，始终没有格一个所以然，自己反而为此病倒。这个故事反映了他相信质之理和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没有接受理学的类比方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辟蹊径，最后终于悟一个理，即宇宙间各事的“有”完全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开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见，就与心“同归于寂”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尚的原则。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

王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无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事的形态功用，有这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是非善恶的评判。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在他看来，一件白的的白乃是因，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的觉才是果。这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决断，必定引起一行动。一个人见到就发生慕，闻到臭味就发生厌恶，见和闻是“知”慕和厌恶则为行，前者立即产生后者。所以，在王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七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到。

王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和朱熹一样，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如果一个人把王明的学说看成一单纯的方法，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朱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可以为真理的主宰。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德标准这一趋向。1587年，李蛰就走到了这条路的叉。

几个世纪以后，对李蛰的缺，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他的学说破坏而建设弱。他没有能创造一思想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术化或神秘化。

李蛰的学说一半唯，一半唯心，这在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中并非罕见。这情形的产生，又可以追究到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