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穿等等技巧。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德是否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实事。再则，即使是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从片段下手，写成类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统的推敲，作为结构谨严的长篇大论。惟其如此，当日的士人，对于“李氏《藏柳》、《焚抑人》一册，以为奇货，就大多到难于理解。

要正确认识此中关系，务需探求李蛰的写作目的。他的各式各样的著作，无非异途同归，其着在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的德相合。从这发，他的写作，有如使用各乐演奏同一支响曲。公私冲突之中能否设法调和？如果他还没有恰当的答案，至少已经提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读书人来说，足以影响他们良心与理智的完整。李蛰自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为刻，表达更为有力。所以，他的著作仍能获得读者的欣赏。其中衷曲，在一封写给耿定向的信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买地而求，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以求福荫孙。日用，皆为自己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算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履是事，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李蛰的难言之隐在于他烈地抨击了这些人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他们的言行不一是一普遍的社会现象，耿定向不过是比较显著的例而已。李蛰本人也没有与此绝缘，这就常常使他在对别人作了无情的指责以后，自己到内疚而稍敛辞锋。对供有当他被别人截击，已经无法退避，他的情才如长江大河，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同辈的人中，李蛰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这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笔下内容仍然不能越这一问题的范畴。这情况，连同情他的袁中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之祸了。

李蛰和耿定向的争论，基于人的善恶。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需要从中国哲学史中找全面的解答。

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秋时代。孔没有提到善或者恶。他学说中的心是“仁”“仁”可以为善，一个君的生活目的就在合于“仁”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六，孔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宇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杀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利，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阶段迈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迫的力量、行动的最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家的“”殊途而同归。

《论语》中这66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观念，不能作为一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到这一，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离开了这接，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组自私而克臻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