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献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观，虽然有它的片面，但投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至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白皙、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诸门外。因为这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一旦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土兵的特而设计的。他曾明确地指，两个手持狼宪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曹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狼宪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便士兵壮胆。

戚继光的求实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的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铜，大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颅，赏额达白银30两。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队曾屡说攻、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队投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张而变。他还为火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这考虑丝毫也不是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级将领决不能姑息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乎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那怕伤断骨也在所不措；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的捻珠作为代用品，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据。能够作这样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火既不能起决定的作用，南方的田也使骑兵不能往来驰骋，所以无法创造各兵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在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条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战术是使用锐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突的一角。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御的重，地形有利，极难攻破。但是他的队总是以敌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敌阵，迫使对方在慌中仓摔应战，而使方从不利转为有利。获得这样的战果，端赖于平日严格训练下所养成的毅神和适应各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胜敌人也为戚家军所独擅胜场，因为士兵的装备较便，可以灵活地移动和隐蔽。

在作战中，总兵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经验告诉他，战斗无非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之上，则其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对付倭寇这样的敌人，只要日本人就击败，中国方面的胁从者大多就会放下武投降。

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歼灭敌人。

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继光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据地。这是一次决定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本变化。日本各岛的来犯者，至此才承认在中国的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扰的念。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于存，之后就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乎，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