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之竟然成了这位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队亲临前线，有时会乘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现于队伍的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得两肘沾满了鲜血。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戚继光提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谭纶的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戚继光之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于他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微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议把戚继光调到他的辖区中担任最将领，当然也不会于人们的意料之外。

戚继光于1568年年初履新，在前州任职达15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本朝的军人长期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季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参与战斗。虽说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接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大议。

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队就会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在于动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在集中来犯的时候，一次可以动员10万名骑兵，当时俺答曾经把各落联成一个大同盟，东西连亘2000里，使官军束手无策。

蓟州为华北九镇之一，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照规定的编制应有士兵8万人，战22000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能够确切知现存的数字。在役的士兵，有的属于本镇所属卫所的“主兵”也有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客兵”后者的调防虽然带有永久，但供应的义务却仍属原来的地区。还有一分从内地卫所调来的士兵，他们的服役期只限于蒙古人犯边可能最大的几个月。实际上他们也很少亲服役，只要缴纳一定的银两可以雇人替代，而所缴的银数又和雇代实际所需的们银不同。总而言之，全镇的人员和钢从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的方法获得，有的还只在账本上存在。这样，不仅他们的数量难以清，他们的质量也是一个疑问号。

这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于无意识的安排。一个办事效率极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跋扈专擅；而这样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京骰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所以戚继光改武备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树作为背景。

但是很幸运，谭纶和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任内阁大学士，之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

以大学土的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同意的批复。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汗和私下的言都可以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