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之法律》（Dejurebelliacpacis），被公认为现代国际法先驱，书成于1625年（订正本现于1631年），时值荷兰独立运动成功之际，而其本人也在荷兰之政治中产生纠纷。虽说书中引证圣经及古典历史，可是他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是以几何作蓝图（因之也影响到霍布斯及洛克）。他也著重私人财产权的重要。葛洛休斯又提倡克制专制皇权，尊重协议（covenant）和市镇法（municipallaw）。这着，都以资本主义为本位，也都助成资本主义的滋长。

可是17世纪的国际公法，在以后的世纪里成为西欧国家间的习惯法，资本主义国家也挟它对其他国家制执行。例如鸦片战争时默斯顿（Palmerston）并不觉得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有何罪咎，反只觉得中国虽颁布严峻的禁烟条例，向来并未依法照办，一朝突然雷厉风行，还设陷阶惩罚英国绅商，是不合法的。本来法律应当明确的公布，全面执行毫无偏差，如此也可以算作与自然法则中之公平（fairness）的观念符合。可是19世纪的中国在社会习惯上并未展到这程度，而传统上的官僚组织也没有技术上的能力将广泛的法律无偏差的执行，因之常以德为前提，在执法时上下其手。这两方之差异，固然可以表示文化展程度之不同，也在实质上表现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基本差别。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时至今日，这差别并没有完全扫除。

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远东的国家施用压力，不仅仗着船炮利质上之优势，也觉本神与德的优越。所谓命定扩张论（manifestdestiny）及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都随着这些条件而展开。这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显著改变。只是前已言之，资本主义是一优势的组织，因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形下都有将压力加诸劣势组织的趋势。从被压迫的一方看来，资本主义也好像始终与帝国主义并肩携手。这样的观至今尚存在不少人心目之中。本书虽然主张将两者的界限严格区分，豁除误会，可是仍不能否认上述关连印象之存在。

法西斯主义可算因着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一变态。本来资本主义提倡各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换，是以各人的私利观作主宰。法西斯则以政治力量迫将民间经济组成集团，预所有权与雇佣的关系。资本主义的长则是，在它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可以用数目字理，法西斯即将其整个接收过来，一意造成其独断的数目公式，用以支持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它统制之下，自由换已不复存在，例如劳工就不能脱离现有职位。如果资本主义的架构依旧存在的话，则各企业也早失去其独立自主之格而承息于国家指定之集团（cor－poration或syndicate）之下。企业家亦被政府征召，为其意识形态服务。主之外的经验：丹麦与西班牙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为一组织上的力量，循着海洋路线发展，好像已在国际间造成一时间表，随着通通讯的步，自西至东，又通过北洲而再度远东。可是当中没有两个国家的反应可能前后完全一致。本书已经提到9个主要国家的经验，即各个不同。可见接受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三个原则——资金广泛的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及技术上支持的因素全盘分——和所需要的各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换的条件，势必渗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而通常也有外界的涉和诱导。因为这因素在时间上的汇集无从标准化，也就在程之中展开了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发生了前后不同的结果。只是资本主义是一空前的制，不可能自然而然、慢慢的造成（参照第一章注[28]后之三段），务必经有内外压力，是故也很难在急遽之阶段避免暴力介。只有人类集的经济格，总在各急遽变之间产生决定的影响，则无庸置疑，所在皆然。

即在本书“主”之外的国家，一般也可以据上开的原则简述：丹麦原可算是欧洲北方一雄。丹麦国王曾长期兼掌挪威与瑞典（瑞典在乃世纪与丹麦分治，挪威的隶属关系则延至19世纪）。这国家也曾分别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占有据，开拓民地。也因为丹麦王室的关系，领有今日德国本之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欠斯泰因（Holstein）。可是这国家的财富，大分靠渔业及在波罗的海收取过税而来，用以招募雇佣军，长期在大陆作战，则常得不偿失。而且远洋的发展不如英国与荷兰之近捷。

荷石两个地域间的关系，可谓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人及家纠缠之大成。石勒苏益格原为公国，却是荷尔斯泰因郡主之附庸，历史上两个区域不能分割。荷尔斯泰因原为神圣罗帝国一分，后升为公国，石勒苏益格则始终在化外。15世纪之后，丹麦国王兼为两公园之公爵，可是因为境内德国贵族的关系，定立了只有人上的兼理，而不能在地域上吞并的原则。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将荷尔斯泰因划新成立之日耳曼联（GermanConfederation），石勒苏益格仍在联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