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刻下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斯大林、列日涅夫、戈尔乔夫的行止在内，已使我们对很多常用语辞，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组织的变态和一运动之畸形即表示另一制为正宗？其间牵涉过多，容下一章作结论时及。此时我们检阅这一段历史，当前的收获即是以上的经验，可以辅助我们对中国长期革命的观察和了解。

中国的长期革命

鸦片战争迄今已一个半世纪，即是光绪帝的百日维新，转瞬间也近百年。如果以人和事实为讨论的重心，则虽十本书篇幅的著，也难将其中关键代清楚。然则当我们考虑中国命运荆棘改造艰难的总原因，则本书以上各章已提不少资料。与之相较，显而易见的可以看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从这主题上发挥，不难将百年来的历史度压缩成一般读者与专家通能共同研讨的一大纲。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对社会是一外来异（foreign波dy）。领导人不乏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方案，以透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简化历史的情况下，纵然将这段事迹大力删略，也不会产生实质的差异。军阀混战的情形亦复如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军事力量，唯其如此，他们在行动时一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实际上各军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饷招兵，甚至营私和贩卖鸦片，其下层结构中不能造成一公平而互相换的局面，例如孙传芳的一个团长不能与张宗昌的团长对调。此外其士兵既是雇佣而来，军官间的团结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所以不能承受内外的绝大压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关系，则能瑞想当时的社会状态。纵使不知有第二次直奉战争，纵使遗忘了岑煊、倪嗣冲诸人的名字，也无妨于大范围内了解历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锟贿选或张勋复辟，仍不会对历史的了解发生无可补救的缺陷。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加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不久之前有一个例：伊朗国王列维（RezaShahPahlevi）有意将卖石油赚得的钱支持国家现代化。他曾不断创办学校、开设医院、建造飞机场、规划现代军队，甚至因而产生了城市中的新中产阶级。只是设施未能与内地乡间的经济，而他的行动亦与传统习惯相违，引起人民反对，他只好加特务政治，以后更发展到全国造反，曾受他裨益的军队与年轻人也随着众叛亲离，情愿回归到传统的社会价值系中去。

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K.Fairbank）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及他的业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对西方外在的事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类似情形。亦即当时拥有羡慕的对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层结构的位置。在同样光下，不少写历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气愤满，也随着外界的作家将前清的君臣一律指为“故步自封”在铺陈现代政治时，不分畛域的以贪污、腐化、无能，作一切问题的解释。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各因素统能互相换的局面。除非客观的条件已成熟，除非其财政措施已近于商业化趋向，否则改造必相当艰难。旧制已解散新制尚未登场之际，必有前后矛盾，本末颠倒的事态。有了这样的一了解，我们在分析中国长期革命的时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上述各国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总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商业制。这特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历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可算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创业者赵匡胤是一位级将领。他即位后，较少与儒臣讲解经典，反倒经常临幸造船务、督导战、观炮车碾碨、亲黜医官艺之不者，各项活动前后不绝。可见他较重视科技，而不重视象的理论。他又谓以绢24匹购一契丹首，绢200万即可以消灭对方的兵。这也无非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可以展开而为军事力量。因之朝代开创以来，即治坑矿、铸缗钱、组织茶盐开中，酒曲官卖，民间经济受到刺激，也随着突飞猛。《宋史》称，宋太宗时（976－997年）“油衣峦幕损破者数万段”可见当时军需规划者及于军士之雨衣、行军之帐幕。欧洲几个世纪之后尚无此等制。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已12世纪，开封在不久之后沦陷于金。可是画中所示的都市繁荣景象，在当日的世界里无其右，即较之20世纪中国内地的岸，也无逊。

而在科技方面，中国之拱桥、建筑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舱以造成不漏之船舱、航海所用的指南针、船舰之装踏、使用的火药、三弓床弩、占仪、钟和度钻地之技术，和极可能存在的炼钢炉和力纺织机（此二者之图解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现。自此之后，中国再无如此杰表现。

可是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国历史里号为“积弱”一个注重军事的朝代，作战时却常失败。一个以南方利为据地的国家，却敌不过北方人文简单、准远逊的国家。创业者赵匡胤本不注重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了一大群理学家。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称他们“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为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玻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我们如何能够解释看来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的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间），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或者产生少数特殊之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生产与分的效率上作实质的改。其原因诚有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及制度早于可波罗莅临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

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税，这样的设施，开始于产业革命尚未展开，国民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为本书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有。于是传统政策一直培养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而以防制兼并、压制豪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这样的法制只能以德标榜，而不能在技术上步，亦即无从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衙门无从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何方式的佃赁典当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归并与遗传。这类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简陋的原则，更谈不上商业习惯里对特殊风险中各人责任及破产的区。况且拥有十几、二十亩地的小自耕农也请不起律师，政府里的官僚来自科举，一向以熟习诗书为调派考成之原则，也无法了解现代法律的曲折奥，尤其不能因产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区的治理更地方。于是只有一方面责成乡里宗族培养一淳厚息争的风气，减轻衙门的工作分量，如韦伯所谓增了“父系威权”（patriarchial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以清官万能的宗旨，凭己意来判断，又有如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G.Creel）所谓“诗的公平”（poeticjustice）。两者都使政治系下层结构无法严格地以数目字理。

于是传统中国之衙门与现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维持习俗上安定的社会，其本无组织的稳固（structuralfirmness），来发挥功能上纵时的灵活（functional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视了这些内在的弱。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财统能公平而自由的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级权威迫指使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我们参考《宋史》的叙述，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说“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土地瘠分五等税。可是在京畿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丈量分。“免役钱”令百姓一钱以代替“衙前”等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经济，而此时金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商人也怕与官府来往而被连累，裹足不前，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卖，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而为皇帝所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作本钱，散秋敛，收息二分，等于农村贷款，但是没有银行主持，又缺乏法理贷款的权力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与若农，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互保，秋后连本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县分被指责并未贷款即向农民索息。以上各措施都有广泛利用货币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又是反其而行，即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互责（gp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诸法相逆。

这样看来，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不能在讨伐契丹和西夏时争取主动，与女真对峙、与蒙古兵时，又常失败。虽然原因很多，其中无法将全资源有效的运用，是最显著的弱。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并不是240万匹绢即可和对方10万兵对比。如果雨衣和帐幕集中到万计，其后勤设备必须同样的繁复，而且要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重脚轻，在战场上成为行动的赘疣。反不如契丹之辽、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们以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匹，就地取粮，其内在的成分愈简单，人员与补给愈易一元化，其平时制与战时制愈为接近，则补给线亦越短，动员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发挥。

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悲剧。本来在1000年以前，中国的文已凌驾西欧之上，更较日本刚在各成立武士团“源平合战”尚未展开之前突远甚。只是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因之整个社会无法脱离山林文化之简陋气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赵光义攻击契丹已遭三次失败，至真宗赵恒，则订下向契丹纳岁币的先例。神宗赵顼变法图，仍敌不过西夏，至徽宗赵佶有“靖康耻”国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虏，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财政设计仍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方式固然对一般人民不利，长时间内也使政府陷困局，因为税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负担最重的人常为无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财源宕尽，各发生虚冒的现象，一方面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方面到发生短缺，南宋纸币贬值，士气颓废，也都基于同样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