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粮应于边军或纳于京师一事，不由政府接办，也不让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纳税人千里运送，国家并不居中统筹，当中不设中继所，没有仓库、银行及接运站，也缺乏医药卫生等各项设备。通常一州一县要承当十多个单位的需要，边区一个军事单位的粮来源可能来自十来个或二十个不同的县份。因此全国布满了如此错踪重复的输送线。虽说15世纪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通航使实纳有了一分的集中，可是当中的会计责任仍落在下级单位。在16世纪很多收支已经用银，至17世纪之后清取明代之，这样的补给制度仍没有改变，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是明清制最显著的特，不仅为世界各国所无，即中国历史里也罕见。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国与唐宋帝国不同，它采取“非竞争”的国际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单凭均同而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而且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如此分割支，也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极不容易发难，总之最符合当日中国的特殊环境。可是从商业之发展，通通讯、银行事业、司法制度之展开，和整个社会之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财产制度产生了大的负作用。而且这样的补给制度，计锱铢，使每项供应的收有如布匹中之一纱一缕，一经制定，极难摆脱。事实上，其基本设计沿用到本世纪。

明清之间一脉相承的组织与结构，已有不少学者指。其行政神的最大特为极度的中央集权，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员与资，而依赖一半永久的预算，保持各省区与地方单位间的对称与均衡。又注重以科举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维持社会的动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于民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使人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质量的改。政府用不着以特殊的手段歧视商人和商业利益。基于以上各章所得的经验，我们知商业资本之存积必须有合适的司法制度积极维持，否则信用无法展开，服务质的事业无从着手，纵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个人的富裕与一家的兴旺不能构成任何社会制度。一个商行缺乏与他易的对手，资金无法周转，经理人才依赖血缘关系，则其经营将无从展开扩大。

自列在中国通商岸开设租界执行领事裁判权以来，影响所及，尤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之伤害，至今还是一个专家争论的题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有系统地输中国，这运动就不可能对中国没有裨益。要是没有它的启蒙功效，中国铁之兴建、电信之敷设、实业如汉冶萍公司及船招商局之开创，必难在短期间成为事实，更用不着提及现代都市科技知识和学校制度。而经由商业易的接，存积资本可能只是外人专利，中国人丝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格格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之其泽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与治外法权，即是在当中设立绝缘地带的一办法。如果双方的制经过一段接之后可能合，则中国之革命实无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权也必早已废除，如英国及日本之先例（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银行业受意大利人垄断，他们也在敦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与西方诸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战。更且西方所挟持的不仅是雄厚的资本，也代表一现代的优势组织。双方的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费孝通的攻击可能过火，只是中国排外的反应有其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情作用。一个明显的例，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经营，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和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农作的方法与工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全未受新时代的好，反先觉动的威胁。这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就如日本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一位生于青岛近郊而且熟悉当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战结束时预言：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和缓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有了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资料的对照，我们开始觉悟到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指斥。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固，有如一个走兽不能令之立即变为飞禽。

从上表来看，除了鸦片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的方针对待西方各国，可算迟钝外（但仍有有识者如魏源），以后经过较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及“皇恩”统治全国的本，于是索推翻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主张本的革新，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之启蒙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义行动与之稍微类似）。

此中很多事迹只因时过境迁，今日有了更长久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将其中因果关系一语破。如太平天国初起时，容纳了若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摸fcon.science）摆在中国的农村里，就不免张冠李，其尴尬局面反给曾国藩一个机会去增传统的“尊卑，男女，长幼”制。过去曾有不少读史者，以光绪帝不能毅然下决心清算慈德太后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并非因籍之以富国兵；而是君临天下，作忠臣孝的表率。要是他放弃了传统的使命，也等于否定了本所扮演的角。所以问题不在皇帝之决心，而在君主制度。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自愿牺牲，他已经看清中国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围极广，历时必久，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去标榜其必然。这些事迹都只表彰着新旧之间距离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与摆布尚未涉及大问题的本，看来也只算展开序幕。

如果我们以短距离近视界的光重新检阅这段历史，固然可以觉察当中无数值得批评攻击的举动。例如鸦片战争时，光帝曾令扬威将军奕经收复宁波。当日主将去前线90英里，奕经之幕僚大分无军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这群文人以竞赛的方式，预草胜利之布，却不作敌情判断，以至兵时主力驱英军铺设的地雷区，队伤亡近千人，而英军只损折20余人。半个世纪之后的黄海战役，中国舰队违反了最基本的战法，以一弯新月的阵容迎敌。战事最激烈时也不知这舰队是由提督指挥，或系外国顾问指挥，抑或旗舰带指挥，主力炮则只有炮弹3发。战后残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卫海湾，反在日军取得炮台时遭海防炮轰击。类似荒诞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不能以“用人不当”、“战术错误”作完满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贪污腐化，也是没有掌握问题要。

事实上，奕经的军费是由各截挪而来，非于一般预算。扬威将军也是临时设置之官衔，既无固定幕僚，更没有经常的军需，只好在苏州、杭州、绍兴之间设立四个银柜，接受各的拨款。来银或四均分或一总揽，总不敷使用。中日战争也可以称为李鸿章的战争，各方将责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舰队曾接受各省接济，李却没有掌握到这些省区的财政职权。而且各省自购船舰械，由来已久。这不仅影响到战时的指挥系统及作战效率，也反映平时队的编制、人事训练、装备后勤的全盘状态。所以武装队只能在他们军令、军政和军需的范围内表现已赋有之功能。以上两次战役并非中国官兵不够勇猛，可是组织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尽其力，无法在战场上制造组织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迹。

既有这么多踩跷，为什么我们还说中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非不积极？此时读者务必将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一并对比。如果事关财政，则必涉及税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置不可区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农、全面税收的社会制上。说到法制，则须想象朱熹所谓“凡人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的境界（详第一章）。提到军备，则更要顾及朱元璋之设卫所，采取“非竞争”的制度，不许人民泛海，并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的影响。总之海陆军有如胶翼，必须骨骼、腱、肌、血和神经系统与全联络。如果他们的存在即和社会与国家之组成原则不相衔接，没有民间机构作后勤供应之支援，纯靠官僚勉组成，行动时将留下很多贻笑各方的事迹。前人缺乏我们的历史经验，他们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尽智，我们看来总不如人意，错误因循。然则当中的时间也没有完全白费。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狼的方式，则不能走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光绪帝和康梁之百日维新，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开销，亦有资本主义制之模样。只是清末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国初年的志士更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还是不够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只能从改革者自己的思想着手。于是激分如鲁迅，不止以宋儒和学家的拘泥束缚为攻击目标，更提倡全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

以上或枝大叶地理历史，或磨细琢地钻研历史，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读史著提警觉，就可以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无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条约到五四运动已77年，当中多数问题，仍不能局地找到圆满解释；只有通过历史的长期合理（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树立他们的因果关系。而且这77年的各项活动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实质上的改革；最多也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备。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自1919年至今又转瞬已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队参与大小内争不算，也曾以各不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及左右邻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经验。

这大变动的起因，可追溯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以商业之原则完成了他们国家与社会构成的基础。于是挟着这样的优势组织，向海外发展。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都在这背景下展开。中国承受了外界的压力，才提各维新方案。只是维新未成，世纪之末年，已有日本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围更为扩大，时间也更为迫切。20世纪初年，更有苏联介，中国的问题更国际化，也更沾染各主义的名目。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以上各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制，增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从最近的各迹象看来，这问题已将解决，整个的改组也近完成。我们作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说时下的局面令人到满意，而是指中国在1980年间和1920年间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财政上已摆脱向多数小自耕农全面税为基础的制，因之规模初，下层的经济因素也已可以自由换，即将以数目字理的规范。至于用何数目字，则尚无定夺。也因为中国问题范围大，牵涉，在她改革的过程中，已使19世纪所创原拟适用于西欧的名词有不合时宜之。这一我们还有机会论及。

自五四运动至今70年的历史，不能全用中国历史的经验解释，因为这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我们引用本书以上各章资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兰、英国、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苏联，以数目字理的程序，也参考十多个思想家的意见（见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本，有如宪法。现在这使上下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内地的情形还有如蒋廷黻所言于费正清，尚无从获悉其究竟，那么中国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剩下来的唯有传统中待人忠恕之，和一班知识分的国神，更其次的则只有各人之私人和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简短的一段叙述，也可以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之一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