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如何补给，全由国家最主权人决定。这说法施用于20世纪，可以推而广之，支持布尔什维克夺权以来一切作为，也可使列宁和斯大林摆脱生前死后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认为国家主权人不可能坏事，前已言之（见第五章，他唯一失职之，乃是不能保护人民）。《灵》曾说起：“他不可能伤害任何下属，下属的人也不当指斥他不公平，因为他受兹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伤害兹人。”在此我们可以想象霍布斯有时候将他笔下的国家最主权人形容成有如列宁笔下之职业的革命家，说成一个一尘不染的透明。他（他们）都只照顾公众之利害，没有本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国在20世纪初期和英国在17世纪中期一样，层的尚理想无法输到下层社会里，于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宁之施行特务政治与恐怖政策，亦与霍布斯的意见相似。《灵》里有言，最主权人以赏罚作为推政策的工，可以执行罚，可以在现行成文法不及之施恩刑，由他自订办法。这说法与英国传统里“内在的公平”（intrinsicjustice）的观念也不相违。所以当列宁等人尚为“灵”的时候，倒也与中国更换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与作风可以上溯韩非与李斯。

可是苏联之制及其登场，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书之要，至此而止。霍布斯认为人之富贵贫贱由于天命，所以有赞助资本主义的趋向。他虽接近无神论，仍主张以基督教为国家笼络人心的工。列宁是共产党，他对国家没有真实的信念。我们企望认识苏联的现代格时，尤其了解斯大林的筹谋时，还是先看清凯恩斯男爵的一段说明为宜。

斯大林这个“现象”曾给历史家不少麻烦。他在1924年列宁死后，以朋党勾结的方式夺权，放逐托洛茨基。新经济政策已使经济复苏，他反其而行，迫将民间田地归并为集农场，无数富农（Kulaks）被枪杀，家属被放逐。有些村庄内15％的农民被称为富农。村民因不甘心家产被夺，于是焚烧谷，宰杀牲，捣毁农。1928年苏联原有3200万匹，至1934年只剩1150万匹。集农场之改组于该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间的清党运动，更是骇人听闻。他曾使级布尔什维克在公开讯问时承认通敌卖国，有些外国新闻记者怀疑被告被注麻醉剂。也有人怀疑被告在秘密审讯时，已受神挫伤使他们自愿与审判官合作，以保证家属安全。列宁所创的政治局（Politburo）是党政最机关，其中所有委员被斯大林一网打尽。初期共产党之中央委员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官，很少能幸免。托洛茨基则在墨西哥被谋杀。红军元帅5人中之3人，上将4人中之3人，中将全12人均死。至于中级人、民间领袖，被清算者更无法确定。见于文件的则经常有一万人或数千人成批被屠杀。据此估计其全数，当在70万至百万人之间。监禁于牢狱及各集中营者，可能逾700万或甚至超过1000万。当时苏联人据估计为1亿7000万或1亿8000万，也就是说可能有5％陷于缧绁。

清算“人民公敌”运动，发起于第二次大战前数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占莱茵。第三国际（Comintern）的各项活动毫无用场，苏联五年计划虽有成就，但基础未稳，斯大林提倡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创建，树敌多而缺乏安全。这解释好像为斯大林脱罪，难能澄清视听。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如前人一样写下一些“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字句，也不见得于事实有补。而且如此代，历史家亦未尽到他自己阐释事迹之职责。

英国之卡尔（E.H.Carr）教授，是研究共产主义及运动的专家。他的《苏联史》（HistoryofSovietRussia）筹备着笔30年，不仅篇幅浩繁，而且公认为英文中对此题目发挥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视斯大林为一现象，不为之情冲动，甚至不追究其人关系。作者指一个落伍的国家发动革命后的举止艰难（因为背景上凡事落伍，军事行动之后，一切规划就要立即赶上时代）。卡尔说：“很少大人有如斯大林那样明显地是他们生存之时间与地的产。”这样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个有机，它既为灵，业已打开局面，则要继续求生存。它的经验不是每个人的人经验.而是在一次大战甲丧失三四百万人命，以后又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件，四国涉，和三年内战的集经验。斯大林一再说“我们比先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迎赶上.否则只有被他们压碎。”从这观发，苏联一直没有脱离战斗经验，她不是备战，就是实际在作战。

斯大林尚不止于清党及迫构成集农场。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针锋毕的时候，尚与希特勒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协议瓜分波兰。战事始开，他继续以资援德，将尔曼斯克（Murmansk）的海军基地供德国潜艇使用。德军每一胜利，他都致电向希特勒庆贺。甚至有一说他愿意参加三国（防共？）协定。邱吉尔是一个长期防俄反共的台，为什么他会在1940年遣派亲苏的工党人克利浦斯（Cripps）任驻俄大使，并且在苏联被德军侵犯的时候立即主动援苏？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与言谈看。邱吉尔说：“俄国是一个神秘的谜语，包在一个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个解答，这解答即是俄国国家之利益。”邱吉尔能了解苏联，因为他自己也一直记挂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在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计小嫌。这些资料使我们看清，凡事包一群众运动，是好是坏不说，其中必有逻辑。读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赞成与反对之前，先必看清其逻辑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回再看斯大林的“一国之内实行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为合理。本书一再提及，资本主义一行，一定要资金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通通信保险等等服务质之事业共通使用。这当中即有一个基层机构之中各人力、力都能公平而自由换的原则，然后所有权与雇佣才能自分并离合的程序中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越大。经济的组织，也是国家军备后勤的组织。其实社会主义的措施大致亦复如是，只是所有权可能属于公众，各人之职责可由官僚机构调派，公平而自由的换则可换成由上级指令纳受授，应垮台破产的事业可予以津贴而继续维持，而且由分原料、厘定价格、制通等等办法，使国民经济受政府预。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公平而自由的换也有赖于信用，而信用不能没有法律支持，执行法制者则为国家机构。在实行社会主义时，政府之预愈，只有使官僚机构的活动范围日益庞大。在这情形之下，如何能说“工人无祖国”？可见得正规之克思主义者，包括不少布尔什维克在内，以为现代国家纯系资本家剥削劳工之工，因之对国家与军备存有轻视态度。斯大林无此幻想，他的规划有实际的功效。虽说他主持对希特勒的战事时的领导力量受到无数学者指责，苏联在第二次大战时之作为与帝俄在第一次大战时之作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当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实际建设的时间更短。所以新制有它的作用，无法一笔勾销。只是下层之义务全由上级指派，上级只能现为一专制独裁的制。而中层的官僚机构作风也与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与解放相去甚远。

卡尔教授1946年在津大学演讲时，特别提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统下实施。他提纲挚领地说凯恩斯的设计也是一预的政策。因为由私人个人之节省，不一定能扩充资本，有时反会损坏国民经济。我们会传统中国之富家，将金银制成皿，又埋窖于地下，实际将一财富不用于投资，反而逐放于通和消耗之外，不难了解此中意义。凯恩斯主张除了私人自动节省，单独牟利之外，也可以透过国家机构，以财政政策造成“社团之节省”再之则是“投资全面社会化”这办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业。

演讲者之目的，在阐述英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若经济措施亦包不少社会主义彩，与苏联之计划经济没有基本的区别。他的言论我们无法全盘接受。英国战时和复员政策已由卡尔教授解释，我们无妨称之为“双重预算”政府除编制传统预算规划本开支外，又用分资源、调整货币、制价等等办法，使民间经济之人力力在它领导下，以量为的方式达成有计划的接收受，总之使之在大范围中成为一较为疏松、较为非正式的预算。唯政府接收掌民间经济单位不是重，即工党政策如此.也只是暂时政策。苏联之五年计划，可谓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资全面社会化”可是苏联政治领导力量与经济制力量凝合为一，制的衙门也兼有执行的权力，所有生产和分纵使不全由政府领辖，也通过税收和迫价买的办法受其掌握。当然，造成这制度，俄国人民付了绝大代价。五年计划实施之日，半数以上农在五个月内归并于集农场，有些地方因此而产生饥谨。因此，才造成广大的农场、农业机械化、劳动者领工资、政府全年以低价收买粮，而以这节省下来的财富和剩余的人力扩展工业。

然而卡尔教授的分析也给我们另一了解。苏联的制，由战时理及战时状态造成。这经济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动员，迫少吃多，造成投资的全面社会化，速地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这制迄今没有重大变更。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难2000万，占其人10％弱。而战争破坏程度之，则甚于战败国。战后复兴未已，即致力于冷战，一意扩张势力范围，与国作正面的军备竞争，又费很多财政预算与经济的力量作提声望的事业，如太空探索。最近这过度集中，由中央制带战时意味的经济组织不能持续，才逐渐暴。起先有西方学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亦自发检讨。

溯本归源，当日斯大林建造现有制的时候，包着三个重：一、不惜人民付代价，二、飞速完成，三、与国防密切联系。所以极力地投资于能源、钢铁与机床。发电也注重大型的力站，集农场平均6万英亩至8万英亩，最大的至48万英亩。所以自始就造成一个庞大而线条的结构。其重如是显明，其低层机构必被忽视，更无从使之绵密细致。最近与戈尔乔夫接近的一位经济学家著书声称，据他本经验，迟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庄，无电、通工、路，邻村才有一家商店，每周开门两次，所售唯糖与盐，所以村民除了以易之外，实在是耕田而，凿井而饮。参加集农场所得工资不敷劳动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而纯靠私田为生。作者并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农产品供应不继的报仍然甚嚣尘上，往来于西伯利亚铁路间的旅客，抱怨沿途无可购，而且最近描述苏联经济危机的书刊也指政府财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费品，人民有钱无，只好存于银行，于是信用才为政府挪用，则可见纵有改善，仍只修正枝节，尚未动摇本。我们可以想见，钢铁厂继续增加其钢铁生产，能源又用以增其能源，机床又用以产生机床，最后则制造大批战车飞弹、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苏联刻下生产量超过1950年全世界生产量总和，究其实，俄国人民并未受其实惠。

难所有苏联领袖都坐视如此的成果为当然，而不知改弦更张？专家公认过去曾有好几次尝试，赫鲁晓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时间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实质上的增，可是这样的改有周期，不久，功效达到某程度，改革也停顿，于是又恢复原状。这当中也有些特殊的技术原因，例如在中亚腹地开垦耕地，无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将拖拉机集农场接收，不曾将保养修理的单位同时下放，不久就损害频仍。然则最大的障碍，还是于人事与制度。总而言之，就是与苏联之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