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兵行接收国王查理一世。其次，他们组织军人参政会（CounciloftheArmy），以将级军官及每团其他军官二人士兵二人组成。他们声称除了锋镝，既为自由的公民，最低也有对国事说话的权力。于是推克威尔为领袖。他们既和议会到两不相容的地步，回想与国王涉可能较为容易。查理则认为陆军与议会意见分歧正是他得利的机缘，果然为其料中，所谓第二次内战于1648年展开。

但是在1647年年终之前，国王查理一世又了两件失却民心之事。11月间，他从被扣押的地方逃，奔威特岛（IsleofWight），他满以为岛上总督会听其摆布，不料后者仍将之拘禁。12月，他又与苏格兰人签定密约，同意全国实行长老会制3年，且积极压制独立派的信仰。在签订此约之前，他曾致书议会，要他们考虑陆军提的方案。他不仅尔反尔，而且暗中央结苏格兰人兵，对和他涉的人讲，则是用缓兵之计，图克害。所以查理日后之被弑，既有历史家誉之为烈士，也有的说他是自苦果。

然则查理在历史上的地位还算固定。他的一生以君权神授始终。从这发，他以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方式（详第五章）和人关系（personal）的方式维护一非人关系的制度（impersonalinstitution），因之他既为烈士，也系自招其咎。最难的还是阐释克威尔的历史地位。他和圆党以及宗教上的独立派提倡良心自由，在历史上成为一过渡时期的产。从长期历史上讲，信教自由开启政治自由之门，而政治上的自由也开经济上放任政策之门，因后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可是这连串的关系，却只能理解，而无法在一人一时一事上找着痕迹。个人的经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威尔本人行事，有时候尚在前述关系之中表现矛盾状态。

所以克威尔对西方质文明的贡献，还是以间接的在神方面发生启发作用为主。他的共和（Com摸nweaith）和护国（Protectorate）都是由环境造成，也不能在历史上长久立足。但是他以自由（liberty）的名义参战，战胜论功，总是归于神之光荣。圆党军队在战场上唱赞诗。此中即包涵了一个宗旨：只要各人认为良心无亏，任何应的事都可以。但是克威尔又不像当日的均平主义者（Levellers）那样完全以理想支现实。17世纪人文因素尚属简单，在中世纪凡事一成不变的习惯尚未革除之际，他的断然置和大刀阔斧的襟打破了历史上的一个死结。经过他的试验，英国决不能再回复都铎王朝的旧局面了。

如果这说法过于象和空，我们不妨在相反方向找一两个例，作为较实际的证据。劳德任大主教时，约克大主教曾写信给他：“我发现各的牧师都在砍伐、更变、修正、节略和增添。”有些荷兰员工受雇在剑桥以北的沼泽地（thefens）排的工作。大主教看到这些工人用他们习用的仪式礼拜，立刻命令他们参加附近的英格兰教会。在这新旧替之际所谓宗教仪式，代表着不同的社会习惯，也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英格兰教会更怕变更，自己也拒绝对新时代作调整。又据可靠的来源，克威尔于1647年和查理谈判的时候，他曾说要是荷兰的政治系能移植于英国，英国人民必蒙其惠。这话里表示他念念不忘良心自由，而非关怀一象和空的观念。尤其与英格兰教会大主教之态度相比，克威尔的信仰是他思想的主宰。它既可渗透到政治里，也可以贯穿到商业政策和经济生活中。他和其他的清教徒一样，都以为自己的积极格概系神赐。在同时代一切都在转变之际，这信仰也可以发挥于其他的地方。韦伯（MaxWeber）说清教徒之成为资本家，他们不复以赚钱为坏事，而认为是好事。积蓄财富不复受传统德观念束缚，也不现今的生活程度适可而止，因为赚钱已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手段。如此看来，克威尔虽没有面推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却在他的领导下发育成长，而不在国王及劳德大主教领导下一成不变的环境里发育成长。

现在再追叙1648年的事迹。第二次内战较前次单纯得多。当时国王还被拘禁，虽说议会派、苏格兰人和过去的保皇党联合与圆党对敌，但他们没有统一的军队，起事时也只像没有协定的反叛，此彼发。新模范军不费气力就将他们一一削平。只有苏格兰军队，曾与敌军行战斗。可是苏军的行军状态，队伍前后缺乏联系，就给克威尔打得落，整个二次内战前后未逾半年，圆党战无不胜。战局一结束，克威尔等人即以“不应之血”的罪名，清算国王和议会。

整肃议会很容易执行。长期议会的下议院此时大概还有200名议员。圆党军人派兵站驻门，属于长老会的议员约140人不许内，只剩下50到60个议员，史称“尾间议会”（RumpParliament）。他们任命了一个150人的特别法审问查理一世。国王不承认他们有此权力，并且认为自己所代表的不仅是本，也是全国臣民和他们的自由。但是法由过激派为首，仍判他死刑。直到最后仍有很多陪审官不愿在“死刑执行书”（deathwarrant）上签名，克威尔威胁之后，才有59人在行刑书上签名。将国王死是极不得民心的行动，只是这时以武力为主，反对克威尔的力量又都被镇压，英国的公民国家，自此开始。但是昙一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称当年为查理二世之第11年）克威尔被剖棺割尸示众，斯图亚特王朝否定公民国家和护国的合法。

内战前后，英国完成了无数政治文献，有的由议会提，有些由新模范军的军人提，有的似临时约法，有时又像议和的条件，内中有限制主教的权力、国王颁布重要任免时议会的同意权。有些文件还提及王室弟的教育问题。总而言之，都有成文宪法的意义。为什么当中没有一件为众所公信？为什么当中没有一件行得通？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英国人的公平守法，竟没有人能提一个周详的折衷方案，为众人遵循？

这问题似乎可在中国民国初年的无政府形态中找到一个类似的解答：中国军阀时代，也有很多人发无数通电和宣言，也前后写过不少约法和宪法，而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则是撰写者以一理想的境界为标准，没有认清自己的立场，也就忽略了这时候政府本是一个社会上的游（foreign波dy）。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权力如何分或执权者应受何监视，而是在上层的理念如何有效的传达于下层。此时除非社会整个改组，否则财政与税收无法合理化，表面上的公平守信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英国之在17世纪，也和中国在20世纪一样，正由一个旧式农业制转一个新式的商业制。除非农村里最基层的结构也能适应商业理之法制，否则实在无法可遵循，也非单指责执法人员不守法就能解决问题。

克威尔在1658年9月去世之前，担任英国之独裁者达9年余，最后5年称“护国公”（LordProtector）。拥他的军人也让他自立继承人，他以自己的儿理察（Richard）为第二个亦即最后一个护国公。英国有史以来为共和国的时间一共只有11年。其中为护国之5年，实际为变相之君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