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低层社会里各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换（因为只有最原始型的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繁复的契约关系，即无社会之保证）。这和诺兹及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是南辕北辙。

有了以上历史之背景，我们再回提这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不难解释了。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奇的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即是西欧的国家亦要通过一段艰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见第四章）。亚当·斯密曾谓有两“系统”可以增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的系统。他接着又说，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此即资本主义，因为别无他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概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办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虽为一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系统，促成政治外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视为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亦可当作在它羽翼下，这新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无所不包，牵连甚广，诚如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格，也有创造新时代的气魄（他们未直接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但提到“资本家时代”已是异途同归）。我们再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其答复则是“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它独特的格，所有知识分的人生观也要据这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到鸦片战争战败后她仍不愿放弃中国本位。此观要到康梁百日维新之后才有剧烈更变。所以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谓韩至淮南王时代为“学时化”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间约2000年，则全为“经学时代”

三学派之令人失望

中国在20世纪亟须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重新彻底改造，已不待争辩。这当中也需要使整个组织数目字的理。

这问题无疑的牵涉到资本主义。抗日战争展开前夕，日本由广田弘毅提中国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洲国。前两个条件是要求中国生存于日本资本主义呼之下。其实日本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满洲国的目的也在掌握大陆之资源，因此所谓广田三原则全有重之经济意义。而邻压境堂奥，即幸有国际正义的支持，亦无法拯救中国于极端危窘的境界。其症结仍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架构不能与新型商业社会的组织相抗衡，不仅军备与后勤瞠乎其后，人事组织亦捉襟见肘。仓卒之间动员一个军令统一为数几百万的大军，和敌作战数年，不仅为中国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与民间至少尚需准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面对这状况。总而言之，中国下层各经济因素尚未造成一可以公平而自由换的情势。所以征兵筹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则不能脱离垄断、包办、奉承、哄骗各旧社会恶习（因为过去经理问题简单，只较注重妥协迁就，并未向全民代，社会之结构如是，无法突然改向）。最下层的数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黑暗与腐败，并非全系德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存在。

今日中国趋向现代化，必须彻底解决此本技术问题。前段已经提及陶蒲所谓研究资本主义的三学派。此时我们若据刻下中国之需要，再度在三学说中寻觅可资引用之，则只有更到失望。

克思对中国之路并无指示，《共产党宣言》内提及中国市场之开放，为促欧洲资本家时代来临的条件之一。《资本论》三卷之中，提及中国10次，可是每一次都以欧为主，无一次以中国为讨论之对象。而且内中7次是将中国与印度并列，即针对民地格的市场而言。不仅如此，陶蒲自命为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专书洋洋400多页，也仅提到中国3次，前后只是表彰中国次民地的地位。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徘徊于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之外，应当如何决策？克思始终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韦伯所著《中国之宗教》包括广泛，书名如是，其内容亦涉及法律、税收、货币、乡村组织等。可是作者每次都将事概括成象的观念和心理状态。读者如果仔细揣其结论，则可看作者认为中国之儒家因为有对传统德的许托，已参与了修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工作，所以虽是个人，其人格已带有集格，所以不像现代的西方人，用不着罪愆（sin）观念，并将“获救”这一观念惹起的张降低，换言之，因其修养上不会“心猿意”而到了一“知足常乐”的境界。清教徒则以为个人对“超世俗之神”各有义务，必须照神之安排，不断的在理的纪律下尽力将所被支的工作好，使神之光荣现实化。这义务超过人世间任何关系，也容纳着一个“步”的观念。站在宗教中立的地位来看，我们只能说以上两心理状态都有其引力。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很难决定何去何从，或可兼取，也可能同一人因心境不同，而两者之间。如是看来，东西两方信仰之不同，很不可能是由于个人自行其是而来。集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并非先有不同的信仰而使一方只能产生官僚组织的一元经理，另一方则产生资本主义之多元社会。于是韦伯的理论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况且一个待开发的国家要资本主义制，也势必牵动群众。韦伯铺陈叙说以英分（elite）为前提，也更减低其书在今日的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