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人员不得额外的制造、闭卖居奇，或者在货行销时加工，不景气时歇业。至于扩大门面、加资本、介绍新产品等作法，更不可能现。所以现在资本主义所谓“利挂帅”令供求关系决定市场行情，由企业家的冒险神打开局面，在中世纪都不曾发生。外放分工办法为同业公会统治所不及，构成旧式门面及新式企业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才符合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也在历史学上发生前后衔接的意义。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未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其所遭遇的最大阻碍乃私人财产权缺乏司法的保障，因之纵有外放分工办法，也不能在历史上发生同样的作用。

第四，说不待西方资本主义侵，中国也会缓慢的树立本独创的资本主义，纯系臆度之辞。这尚未发生的情况，是无法预知的。若参照布罗代尔观察所得，即可知资本主义之成为一制，必经过某突破（breakthgh）。亦即国民经济生活承受内外压力，曾经作过空前的调整，以致不可逆转。本书以下各章所述，无不如此，总之，与所说资本主义不受外界影响、自然发生、缓慢的展程序相反。

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更凸显法治的重要。资本家或其代言人务必取得立法权，于是法律上的条文才能保障所存积的资本。也要有司法的协助，才能据立法神将企业继续展开扩大。以上诸项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组织和一运动。倘非如此，纵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连郡县”某家“积资钜万”孤立之财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不可能改造社会。而称此等例外及昙一现之事迹为资本主义，只有淆听闻，纵收宣传之功效，亦不能在历史上长期站得住脚。

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之原委

我们既说资本主义不曾在中国产生，但我们也无法全缕列不能产生的原因。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释。以下提到两方法制之不同，与其说是概括了不能产生的原因，勿宁说是在其重上暴着双方组织与结构的差异，作为不能产生的证据。

诺兹及汤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兴起》（详上注释），书中说及资本主义的推行，必使债务被尊重，合同必须迫执行。他们也说：“不论主权谁属，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才能增值。”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权还要“有效率”（effi－cient）。即是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被留难，到被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

这样一个条件如何能够成为事实？光是立法详尽还不够。因为一项法律行得通，必有“社会上之迫力量”（socialcom-pulsion）为之作张本。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够而且愿意照立法的条文行事。其条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国人常说合乎情理）。所以法官若开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发传票，贴封条，制执行，才没有困难。倘使立法与社会情形及人民向背全相违，理想与现实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产生距离，一般民众读其条文有如念外国文，则行不通（inoperative）。如英国剑桥的街依中世纪的规模，既窄狭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车只能每小时15英里。纵有一位维新的市政专家，要在街竖立一时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谓之自欺欺人。反过来说，要在国速公路上树立一个时速15英里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领，也确实的掌握着了警察权，亦不见得能将如此不顾客观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这与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组成有何相？

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隐约指社会的下层机构里有各经济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换的程度，因之这样的一个国家才能全用数字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国家已了资本主义的境界。这一方面有如两位作家所说，是私人资本能继续不断增集，从另方面说来，其所以如此，不仅法律之条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也已接受这公平而自由换的原则。此情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迄未发生。分析内中原委，属于本书结论之范围。现在我们开卷时即要说明，这“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之原则，历来不为中国法制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