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专一独特的情形，而不能广泛笼统的与寻常所见的事并论，才能表现其为一知识和一运动）。资本主义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可以从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的成效来看。一位专家的研究，迄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英、、加拿大、瑞士及荷兰）平均每人一年收达金200元（1952至1954年间的价值）或略的程度。又全欧洲及全北洲合计，其平均不可能比150元超过甚多，亦即与今日一般穷国相去不远。今昔相比，何等悬殊！克思虽未用“资本主义”这名词，他和恩格斯亦承认“资本家时代”之来临对欧洲封建社会带有革命成分。并且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起，在“资本家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继续存积资本，必导致生产时投厂房机之成本比例较工资分为多，长期以后必导致利下跌，工人实际工资增加。这情形也与前述工商业先国家人民生活程度提的情形符合，可见得资本主义使人类生活的质量发生改变，它必曾在历史上产生大规模环境之突破，而且不可逆转，亦即突破之后，至今尚未能主动的或被动的卷回到以前的形势里去。

从这特殊的情形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追论萌芽，更谈不上开结果了。

第一，称中国尚未与西方大规模接前之制为“封建”即与事实不符。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西方市民阶级社会（波urgeoissociety）是由封建社会中萌芽（spt－edfromtheruinsoffeudalsociety）。将feudal译作中文的“封建”并不能完全吻合，但大致无碍，并不是此间争论的症结。据专家考订，西方的feudalsystem确与中国之封建共有以下特：（一）威权粉碎（fragmentationofauthority）。既为封建则必裂土封茅，而公仆不能将大块疆域全控制于本人手中，势必执行“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使被封者长久为藩篱，结果是地方上的警察权与财政权日渐雄厚，终集地方分权之大成。（二）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publicaffairbecomingprivatedomains）。因为封邑透过遗传永为孙承继，势不能买卖。否则一任金钱接，动大，则封建制瓦解。同时这组织也只能任行政系统托于私人之从属关系，如此一来，政府无异私人法，税与纳租相提并论，地方向中央的缴解即为贡。欧洲封建领主所辖之碉堡即为其政府，地下层即为监狱。（三）武士传统（warriortradition）：在这局面下不能文武分途，整个政府势必为世袭之军政府。

可是像明清这样的大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制全国一律，皇帝向全民税，凡有职能的官位不能遗传，除了皇位之外，能遗传之爵级则无实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动大，这特正与上列封建情形完全相反。欧洲的封建起于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以其特有的落组织与罗帝国残余的传统合并而成为一实用的系统。惟其组织结构简单，缺乏弹及可折冲之，故无法担承变态，才在人增加、通发达、货币通的条件下，被新扫无余。中国的专制政府官僚系统自有它的缺，然而在不开司法独立之门，不让商人过度抬的条件下，应付内之变态，仍绰有余裕。即使遇着大规模之民变及异族侵，最差的结果不过是改换朝代，一切重来，用不着经常在社会上作本质的更革。由此可见东西制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

第二，《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及“换工与商品的增加”（theincreaseinmeansofexchangeandincom摸dities）也算是促成市民阶级社会的条件之一。站在欧洲的立场，其所谓“换工”势必包括信用证件如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取款凭据等，也势必待到信用度展开，海上的贸易与海事法的组织已有条理，才能普遍有效。中国社会既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固定（详下节），就不能与恩所叙相提并论。

不少中国作家将“商品经济”和“金经济”对调使用，并且在使用这些名目时，调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国民经济已现代化。可是读者务必认清：中国之使用货币，历来较西欧为先。但其货币是以贱金属为之，不以大宗商业及远距离的商业作经营之对象，与欧洲贵金属的货币实为两大系统。中国之行使纸币尤较西欧为前。但是经过政府历代之滥发（亦即不顾私人财产权利，也为阻资本主义之展开的一障碍），以致信用缩，不能鼓励其普及化。中国在明末以来普遍使用碎银，但白银供应有限，一般人复用以造皿，作装饰，因之商业上的银极，加以法制未备，已存积之资本亦无从继续开放与扩充。又受血缘关系的累赘（详下节），其情形也未可乐观。在这限制之下，所谓中国的“商品经济”及“金经济”与“实经济”与“自然经济”实在分画不明显界限，也无从与欧洲现代经济史里产生此名目时相提并论。彼方一般农业的比重小“换工与商品之增加”有如思所言，已开始运转乾坤，而能在相当于中国明清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产生变动，中国则因特殊背景，迄19世纪尚未受到此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