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大学副教授，你在一间借来的生实验室里，你面前有一台价值三十万的蔡司显微镜，你刚刚在自己的内样本中发现了细胞。你现在应该的事情是什么？”

报警。这是任何一个备基本法律常识的成年女在确认自己可能被侵后应该的第一件事。

但她没有拿手机拨打110。

她没有拨打的原因不是恐惧，不是羞耻，不是对苏逸的任何形式的情。她没有拨打的原因是一个纯粹的、冷酷的、学者式的逻辑推演。

“如果我报警。”她的指重新开始在膝盖上敲击，这一次节奏更快，像是在为自己的思维过程打拍。

“警方会要求我提供证据。我能提供什么？一片内面料上的细胞？这只能证明有行为发生，不能证明是非自愿的。我的上没有任何暴力痕迹，因为第一次我是在药作用下失去意识的，第二次我是在他播放了那段视频之后自己脱的衣服。”

她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第二次。”她重复了这两个字。

“第二次我是在他播放了那段视频之后，看着他站在我的书房里，听他说‘陈老师，你自己选’，然后我自己解开了衬衫的第一颗扣。我自己脱的。没有人着我的手。没有人撕我的衣服。我自己一颗一颗解开的。”

她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产生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波动，但她立刻将它压了下去。

“所以如果我报警，我需要解释的不仅是第一次的迷，还有第二次的‘自愿’。而他手里有视频。第一次的视频。那段视频里我躺在地毯上，镜歪着，发散着，两条张开，他在我的上面。如果那段视频被公开，哪怕是在法上作为证据被公开，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看到都师范大学文学系副教授陈艳被一个十八岁的中生的画面。”

她的指在膝盖上敲了最后一下，然后停住了。整只手平放在膝盖上，五指微微张开，指尖发白。

“不能报警。”她说。

这三个字的语气不是绝望的，不是崩溃的，而是一经过严密推理后得结论时的平静确认，就像她在论文中写下“综上所述”四个字时的语气一样。

她重新弯腰凑近目镜。

细胞仍然散布在视野中，椭圆形的在光学显微镜的照明下呈现为半透明的浅灰廓。

她数了一下视野中可见的数量，大约有十五到二十个。

考虑到样本经过了超过三十六小时的自然燥和溶解复原过程，实际残留在内面料上的总量应该远大于这个数字。

但不是她真正要找的东西。

只能证明行为发生过，而她已经知行为发生过了。

她真正要找的是另一东西。

那让她在那天晚上喝完第二杯龙井之后突然到、四肢发、意识逐渐模糊的东西。

那让她从一个清醒的、理智的、完全有能力拒绝任何不当行为的四十岁女变成一个躺在地毯上任人摆布的、半昏半醒的、无法控制自己的人偶的东西。

药。

她需要找到药的痕迹。

她切换到倍镜，将焦平面调整到样本薄的最底层，开始逐区域扫描。

细胞和上细胞在倍镜下变成了大的、占据半个视野的结构，她需要在这些大型结构之间的空隙中寻找更微小的东西。

她不知自己在找什么。

这是她面临的最大困境。

她不是化学家，不是药理学家，不是法医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