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全校榜首，一九六五年以分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但命运不济，人大学不久，即赶上了文革，学业被荒废，后来分到了农村。那里没有塑造科学家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他只能随势而安，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不觉就进了乡机关，又进了县机关。先是当农业技术员、农机站站长，后来又当副乡长、乡长、副县长、县长。一九八三年机构改革的时候，因他有大学文凭，又是从基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又年轻，一下选他当了行署的专员。后来地委书记到线，他又接了地委书记。任这个职务也已经有八年多了。从前，他对职务升迁看得很淡，不是在乡，在县，还是在地区，都把精力百分之百地用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想过，干工作是为了升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大约是最近几年的事，他开始想到个人的升迁，而且这个意识越来越烈，常常为此苦恼，为此愤愤不平。因为周围的环境使他越来越体察到，当今在从政的圈里，升迁已几乎成为一个人能力、水平、价值和政绩的唯一标准。不你是怎么进到这个圈的，一旦你进来了，你就不得不谋求升迁。你升了，是你有水平，有能耐，你荣耀，你脸上有光，众人也看你。你升不了，是你没水平，没能耐，你发灰，你脸上无光，众人也看不起你。你要降了，那更是惨了。如果晋官像晋升学位一样，凭学问，凭真本事，倒也罢了。可气的是，晋官不全凭这些。随着不正之风的蔓延，官道在一些地方变得很不干净。辛哲仁既痛恨那些污秽的东西，也惧怕那些污秽的东西。他认为，解决那样严重而广泛的问题，需要积蓄力量，需要万众的觉醒，也需要扭转乾坤的人。在这思想的指导本，他一方面痛斥不正之风，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适应这环境的能力。他看到跟他一起当地委书记的人，甚道比他晚了好几年的人，都提到省里甚至中央去了，而自己还是原地未动，心里很是不平，很是到脸上无光。为了能够升迁，他虽不夸大成绩报假喜、肉麻地吹捧领导、送礼那一，但特别注意研究官道上的复杂关系。总怕弄不好影响了自己。总想绕开一些障碍，达到胜利的彼岸。这弄得他很累，很憋气。看着太城县有问题，却不敢大刀阔斧地去干。栗宝山好容易在那里打开一局面，他也不能及时地给予支持。不但不能支持，上边的一个电话，他立刻得派人去批评，去纠正。这算是什么事呢？在杨鹤鸣走了以后，他用拳狠狠地捶了几下桌。好像在捶打这个难弄的世道，也好像在捶打他那负疚的灵魂。接着，他一会担心他的意见落实以后，太城会不会现不利的局势，一会又担心栗宝山会不会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不接受，他就没法向上边交待。

于是乎，后一个担心成了他主要的担心。当杨鹤鸣返回来，告诉他栗宝山接受了，一切都很顺利时，他却对这顺利一也兴不起来。不但兴不起来，而且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睛呆呆地看着前面，就好像已经看到了太城现的不利局势一样。晚上，他回到家里，没有吃饭，早早把自己关到屋里去睡觉。实际他那里能睡得着呢？栗宝山和张言堂找到杨鹤鸣家里申述不能纠掉银俊雅县长助理的理由，他一也不知道。因为杨鹤鸣没有对他讲。杨鹤鸣只能落实他的意见，不会向他讲困难，更不会把矛盾上交。杨鹤鸣宁肯自己承担责任，也不会给辛哲仁添麻烦。杨鹤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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