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怀的思想、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刊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书记集体组织外讨饭，全国的浮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的八字方针。公共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吃了苦，“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也陆续“平反”，摘“帽”。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稿，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版的内刊，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实事求是’的，没有一个干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的”的观：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放卫星’，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一脚踢’式小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大’，越‘大’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劳力，要建‘世界第一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了前年秋冬之间的“翻土地”运动。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