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沉桌，两张木把椅，还有老人留下来的大批书籍和衣，把三间小屋占得满满的。胡炜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对布面的简易沙发，使原来就转不过身来的小空间更窄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二十英寸日立彩色电视机，还有一台生了锈的老式华生牌电扇。

杜芸是３９0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她的父亲原是兵杜景林副政委，比胡副司令去世还要早，母亲刘珍原是兵弟学校的校长，也不在了。杜芸的爱人李平山也是干弟，父亲原是省军区的副司令，母亲原是省妇联的纪检委书记，他本人也当过兵，现在是北京市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干。胡炜和杜芸原来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两家老爷之间的关系不错，“文革”中杜芸也曾经帮过胡家的忙，因此，到了山下，大家住在一个院里，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有一番共同语言。

落差如此之大，他们还接受得了，大家都是从小过集体生活长大的，下这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不算特别艰苦。最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就是院里邻居关副所长一家人的倒行逆施。

这位关副所长，说起来也是宋沂蒙的德州老乡，尽只是个正营职，可是在胡炜、杜芸面前，他的架却很大，处处都要显示领导威风。他最瞧不起这些“双亡”，所以从不把她们当作邻居，有时面对面地走过，连个招呼也不打。他还叫手下人给杜、胡两家约法三章，一是不得早晚归，二是不得养猫养狗，三是不得聚众骚扰，闹得两个同是正营职文职干的杜芸和胡炜哭笑不得。

院里有两棵柿树，一刮风，树枝和树叶就往下掉，掉在地上，一堆堆的。关副所长很勤快，每天早晨五钟就起床扫地，他只打扫自己门前这一块儿，而且把垃圾都扫到别人家跟前，慢慢地胡杜两家门前都成了垃圾堆。

胡炜一下班回家，看见门前的那堆垃圾就痛，她长这么大哪受过这气？她几次忍不住要去骂关副所长，可到了人家门又缩回来了。她和杜芸两人都在队单位工作，要是关副所长一纸公文，编造儿什么理由，再盖上大红印章报送了上去，她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胡炜和杜芸谁也不敢起来反抗，干休所就像是胡、杜两家的后爹后妈，两家老小寄人篱下、噤若寒蝉。自从“闹猫事件”以后，她们的日更不好过。

副所长的老婆比副所长可厉害多了。关副所长的老婆也姓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人叫她关大。她模样极丑，可是脾气大，架也不小，在附近一带就是一只母老虎。

关大挺能算计，院里的那两棵柿树，一棵离关副所长的房近些，归关家所有，另外一棵就长在胡炜家的窗前，就算胡家所有。关大为了使自家的柿树能够多享受阳光，就把胡炜家的柿树给锯秃了，而她家那棵柿树长得又粗又壮，一根树干整整压在胡家的房上，把房生生压坏，夏天漏雨，冬天透风。胡炜爬着梯上去好几次，可是房实在太老，补了好几次也没有补好。

每到丰收的季节，关大把儿女动员起来，还找几个帮手，三下五除二将秋季的果实，把柿打得一空，杜、胡两家连尝个鲜的份儿都没有。

胡炜悄悄地对杜芸说：“这儿哪是干休所呀？简直是鬼据！”她们联合起来，豁去在院里嘟囔了几句：“讲公德吧！都是当兵的，干什么呀这是？”

关大听是听见了，可她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居然把院里的草坪铲光，扎了大棚，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过几天就上一次粪，闹得院里臭气熏天。她叫三个战士拉了满满一卡车黄土，把自家的门前垫得的，形成一个宽大的土坡，一下雨，他家里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可是臭水都顺着土坡流淌到别人家里。

杜芸实在受不了，卷起铺盖卷，带着孩到３９0医院住集体宿舍去了，她爱人李平山到人民大学去读法学研究生，因为那里有住的地方，能安静地读书和工作。她妹妹和两个弟弟也借别人的房到外边住去了。

杜家在香山干休所名存实亡了。胡炜没地方去，只好忍气吞声，老老实实地呆着。和宋沂蒙结婚后，两人也只好在这里将就着。

礼拜一是安转办通知工作分结果的日，宋沂蒙在外面跑了一天，擦黑才回家。刚一进门，妻察觉他的情绪不对。她心里藏不住事，她把宋沂蒙摁在木椅上，急切地问：“有结果没？啥结果？”

宋沂蒙漫不经心地说：“分啦，在中国专卖外贸公司，还是副处长。”

胡炜没听说过这个公司，也不知道好不好，便接着问：“关键是单位怎么样？有没有发展前途呀？”

宋沂蒙刚想发表意见，不料，胡炜根本就不打算听他的，她饭也顾不上吃了，急匆匆地跑去打公用电话，去找父亲的老下边副院长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