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足足了一年时间才能自如地与人谈，两年之后方能在工作方面应付自如。对方说个笑话，我也知其可笑之了。可烦心事还是不少。比如，我始终也搞不清楚秘书格丝成天在想些什么，总是一个人呆呆地神，回答我的问话时也是理不理的，好像大脑缺似的。不过她倒也没过什么大的差错。

“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不能随便打，否则说不定会引起什么大麻烦哦。”一位熟悉格丝的女同事这么对我说，我也就只好由着她去了。

除了格丝以外，住在隔的塔尼亚先生也让我颇为挠。自从他儿经营的小杂货店被其他中国商人的生意挤垮以后，他就恨上了东亚人。不我跟他解释多少遍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这固执的老人就是不听。他还对日本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一旦我家的草坪长得稍微越了界，他就要找上门来抱怨一通：“你们有赚钱的时间，难就没有打理草坪的时间吗？这一带除了你们家，还有谁家的草坪像野猫脊背一样糟糟的？”

即便有困难，我们也终于渐渐适应了海外的生活。这边的公司经常休假，我们就在加拿大的各地旅游，寻找野生鸟类，有时也到欧洲去玩。

五年过去了，总公司发来传真，让我好归国的准备。我们心中沮丧，却又无可奈何，便商量着在回国之前最后找个地方好好玩玩。

我对被称作自然王国的小国哥斯达黎加心仪已久，便提议去那里旅游。那儿有喙似香蕉的嘴鸟，还有一蜂鸟，翅膀窄小，飞行起来却异常迅捷，我非得亲见见不可。

“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雪问。我拍了拍脯。

“这一你不必担心，好像非常安全呢。”

“好吧，那我们就到哥斯达黎加去吧。”

就这样，我们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就选择了这个位于中南的小国。我兴采烈地着行前准备，和雪一起去注了小儿麻痹症、破伤风和黄病的预防针，还喝了防止大杆菌和疟疾的冲剂。虽然手续繁多，但我只要一想到嘴鸟和蜂鸟便心平气和了。

昨天，我们乘了五个半小时飞机，从多多飞到圣何，在宾馆里过了一夜。今晨便来到旅客服务中心拿了一份周边地图，确认了国家森林公园的位置，并请宾馆帮忙租了一辆轿车。之后便意气风发地发了。那个时候，我们本就没想到，仅仅在一小时之后，就会落到路遇盗，无分文，被迫乘坐一辆破士的倒霉境地。

3

在士上摇晃了一个多小时。我却怎么也不觉得车正在朝圣何的方向行驶。又过了一阵，士在一个小镇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司机打手势让乘客们下车。我们下了车，只见空地还停着一辆同样的士。

“我说，这是哪里啊？”雪问。

“我只知这里肯定不是圣何。”我说。

那个卖心的大叔指着另一辆士对我们说：“圣何，圣何。”好像是让我们乘上去。

“唉。”我叹了气。“这里好像是和圣何相反的一个终站呢。”

“啊？那就是又要乘上士，从原路返回了？”

“好像是这样呐。”

“呜呜——”雪又摆一副要大哭一场的架势。

其他乘客们纷纷围拢过来，大叔向他们解释了我俩的遭遇，虽然我听不懂他是怎么说的，但大伙儿都朝我们投来极为同情的目光。

一位老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两个可乐瓶，在附近的下里了，递到我们跟前，嘴里还说着“，。”好像是让我们喝下去。

接过瓶，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唾沫。瓶中的呈红褐，很是浑浊，片刻之间，瓶底上就沉淀了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当地人大概还不要，外来者一喝下去估计就得拉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