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圆桌上铺着织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光洒照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毯上起球了。墙上定是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来，骨瘦如柴，面无血，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一瓶酒和两只杯。他把它们倒满，跟我杯。利酒甜得起腻。我有难受。莫利托尔添添嘴。“好不好喝？我最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睛活泼起来，令人反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本不知这样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呢？”

“您知，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肾有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纳照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克的票放在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整座房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了多少钱啊！”我再把一张五百克的票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到清晨七。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泪弹，当然都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