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就能拿一页文献或照片以资佐证。那些资料看似摆放得凌不堪，对他来说却是信手拈来，一切熟稔于。一会儿工夫，屋里桌上地板上已经摆满了资料，放望去白的一片。木听得非常认真，还拿小本本来记录，倒显得我有些漫不经心。

姬云浮说：“当我发现这照片是伪造的以后，冒来两个问题：一、这张照片的原版是什么；二、为什么要伪造。”

“我想我可以解答第一个问题。”我平静地回答。姬云浮闻言，双目光暴，走过来双手抓住我肩膀，急切问：“说，快说！”我问他：“你知付贵吗？”

姬云浮：“哦？付贵，是那个逮捕许一城的探长吧？”他果然对佛案有的了解，对里面的人名如数家珍。我把去天津寻访付贵的事情说了一遍，说从他手里得到一张原版照片，可惜已经被方震拿去检验，我只能简单描述一下。

原版与伪造版最大的差异，是少了一个许一城。姬云浮听完我的描述，松开手，闭起睛沉思片刻，突然睁开，拿起一支克笔，在胶片上把所有不自然的地方勾勒来，廓恰好是一个人形。他拿给我看，我，许一城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姬云浮一拍大：“这样第二个问题我也搞明白了。”他快步走回到幻灯机前，指着那张照片：“当你们看到木有三这张单人照的时候，会想到什么？”

木加奈“啊”地叫了一声，一脸兴奋：“是拍照者！”

姬云浮满意地：“所有的公开资料里，许一城和木有三的考察队只有他们两个人。我们看到木有三的独照，自然就会联想到，拍照者是许一城——可是，真正的照片，却是他们两个的合影，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还有第三者存在！一个在所有记录里都找不到的第三者。”

我脑海里一下就浮现一个名字：郑虎！

这是我目前知的唯一一个与考察有关的第三者。可是时间有对不上，郑虎在考察前就返回安了，难说，还有一个人不成？

“能确定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吗？”我问。姬云浮遗憾地摇摇：“如果有原版底片，说不定能分析来拍摄时间，光是这张翻拍的，就没办法了。”

姬云浮脑锐，又对岐山掌故熟稔，如果我把郑虎和青铜关公的事告诉他，说不定能找端倪。我陷犹豫，这个人能力没问题，但究竟可信与否，还有待观察。

这时候木加奈：“日本方面的记录里，确实只有记录我祖父与许一城先生同行的记录。这个第三者，会不会只是路过的村民帮忙拍照呢？”姬云浮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第一，那个时代的照相机不像现在这么便捷，没经过专业训练，是很难作的；第二，如果只是普通的旁人帮忙，为什么事后要特意给照片行理？”

木加奈失望地表示赞同，她把记录本放下，又满怀希望地开：“如果能找到当时味经书院的记录就好了。”

姬云浮：“我一直以来，都在搜集和味经书院有关的东西：县志、馆藏、旧书旧档案、甚至师生笔记和校方账本，希望能从中找到蛛丝迹。可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和这件事有关的任何记载。不过…”他关掉幻灯机，重新坐回到座位上，笑容：“不过我的努力也并非没有收获。我想你们两位一定知，许一城审判的时候，留下了三本笔记。这三本笔记四角镶莲银，外，厚约八十页，用的还是洋县华亭镇的蔡侯纸。”

我和木加奈惊疑对望，只得默默，心想还有什么事是这个叫姬云浮的家伙不知的。姬云浮随手拿起一本书给我们，上面说陕西洋县华亭镇是汉代蔡行造纸实验的地方，当地造纸一直延续到民国，生产的土纸在陕西境内颇受迎——味经书院版的书籍，很多都是从这里纸。

“据我收藏的味经书院账本，这些笔记的制作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左右。当时主政陕西的是杨虎城将军，他帮味经书院化解了一次大危机。可是杨将军为官清廉，不收重礼，刊书便特制了这笔记本，作为礼相赠，一共只生产了十本。它最初的用途，是在戎倥偬之间方便记录，所以用鞣制为封，耐磨；镶莲银，则是为了现杨将军的份。”

“那怎么会落到许一城手里呢？”我问。

姬云浮：“味经书院赠给杨将军的，一共只有七本，还剩下三本。我推测，许、木二人抵达岐山以后，在味经书院得到这剩余三本，用于野外考察记录之用。可惜东窗事发以后，这三本笔记在审判时被当成了二类证据，很快被一个日本外官要走了。”

“那个人叫姊小路永德。”我补充。这是从付贵那里听来的。姬云浮连忙把这个名字记下来。这时候，木加奈直了：“姬桑、许桑，非常抱歉，事实并非如此。”

“哦…”姬云浮眉一扬。

“在许桑见完付贵以后，我拜托日本的朋友查过了。事实上，当时中日关系已经极度恶化，没有外官参与过许一城的审判。而且，也没有一个驻华外官叫姊小路永德。”

“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