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下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的刘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解释，就是当时的匈骑兵已经装备了鞍和镫，对步兵有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之众易桡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太守彭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岸，遇突骑王丰，下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城。”(28)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境相同，对骑手稳的要求不一定很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鞍和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桥鞍的文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土的骑俑（图2）和鞍彩绘木雕；而最早备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镫者只是在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仅及小一半，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镫的形，即用于上的；致于最早的实双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镫（图4）。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桥鞍及两汉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侵欧洲的匈人使用木制的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镫也只不过是绷带、带或者用一亚麻织成的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桥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制造木质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式原始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的“绷带”状式镫已备了后世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