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还需要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下层人民，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理，他指：“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分地区据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涯草堑，尽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大为增加。尽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犯权宦土豪的利益，不好就会引起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地丁起科。但由于这法 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科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