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奉集。刚刚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攻沈和奉集，被贺、柴二击退。八月，又以五六万人犯沈，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一步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陷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如果后金兵不与其战，而派兵从叆、清河、宽奠等地击，迭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响应。

但是，就在这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辽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勉为朕一，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寥寥，本不能抵御后金的攻。

面对这形势，熊廷弼提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三方并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策实际是四方并。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大规模攻河西，须征集兵员，一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