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罕有反对者——今一旦酿成大祸，便将所有罪责归于吉甫，以为社稷之罪人，这也难称公允之论。”说到此，王安石抬望着石越，苦笑：“这一次，不幸又是被明预料到了。”

石越亦不由慨叹：“的确是不幸言中！”

“但到底亦不能由此便苛责吉甫，当时天下料不中的才智之士，可也不是一个两个。便是明，也有料事不中的时候，否则李秉常早为俘虏。我当时荐吉甫为相，是看中吉甫有异世之材，但朝中君对吉甫毕竟成见太，明平心而论，若无吉甫与君实在朝中竭心殚智调度，你能成就平夏之业否？”

“自古无庸相在朝，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石越坦然答。熙宁西讨，有一半功劳，的确是归于当时的两府大臣的。

王安石：“我早知惟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终是人望不足，他当年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对他的成见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证明自己，遂行归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惧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着牙执拗到底，意图侥幸，不料却招致今日之祸。倘若熙宁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今日结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同情与怜惜，溢于言表“吉甫离京之前，曾留书一封与我，言及他三四年间心境，令人嗟叹。”

对于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与吕惠卿之情，既是僚属、同事，又是师生、朋友，情同父，相互信任支持数十年，站在他的立场，说这些话来，那也全是自内心，毫不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场，却很难如此理解吕惠卿的行为。他既不愿附和王安石，却也不愿意与王安石争论，便只是默然不语。

王安石叹惜一会，又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昔日为相之时，亦在局中，恍然不觉己非，一旦离开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却终于发现当年多有不近情理。回想熙宁三年，程伯淳曾与我议青苗法利弊，剖析理，无不中允，又对我：‘天下自有顺人心底理，参政何必须如此？’我实已为其所动，然当时张天祺至中书，言语乖戾，我以为自古变法，无信不立，遂终于一意固执。若非其后复有明之谋，真不知将到何境地？！我每回想此事，必生悔意。然当时其实亦是为情势所迫，某未及上任，谏官便已论列，新法甫，绩效未显，诸君便已视为谋利之臣，必逐之而后快。举目四顾，天下滔滔，贤如君实，亲如安国，皆持不两立之志，当是之时，只知‘义之所在，虽然万千人吾往矣’，批评之语稍有过激，便觉逆耳，但凡闻到一言半语赞赏，便引为知己，荐以职，只盼着能有千金市骨之效，天下材智之士，知若能竭力于变法图，虽封侯可待…那个时候，谁还记得‘吾日三省吾’？”

石越听王安石如此开诚布公，自承己非，并说起当日秘辛，亦不由动容。他只王安石执拗，哪里知王安石也有这坦然认错的一面？这时也忍不住说：“早知程伯淳之事，越十四年前，已为丞相门下客矣！”

王安石却他只是客话，摇笑：“往者已矣。过去的事情，便是后悔，世间却没得后悔药卖。今日与明说这些，是盼着大宋朝野，不要再有你死我活的党争！”说到这里，王安石神已经黯然“我也曾遭丧之痛，司公休之死，我同受！大宋不应当如此，大宋不应当如此…”

“这也是越与君实相公之心愿。”石越望着王安石，诚恳地说“君实相公曾经对越言，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大宋还有人要遭此丧之痛！”

“荆公，越今日之来，其实还奉了皇上的旨意。明日皇上便会召见荆公，皇上令我先来看望荆公，并转告荆公，去益州的差遣取消了。”没得到皇上的明言允可，石越也不敢告诉王安石新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