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真假搀杂，又不完全，如果再这么拖下去，风险也是极大的——万一突然矛盾爆发，到时候就真的悔之无及。尽快取得对西南夷的军事胜利，从短期来看，的确可以稳定益州局势；另外，石越也有私心，他想借机来左右益州经略使的任命。而且唐康的案，若吕惠卿真要从中作梗，他毕竟还是宰相，结果如何，也难以预料。唐康倒最多只是吃几年苦，但田烈武、李浑，就有命之忧。李浑倒也罢了，石越与他素不相识，最多也就只是到惋惜；但田烈武，石越却不能睁睁见死不救…

但是，这妥协，也可能给吕惠卿以息之机，甚至让宋朝在改土归上越陷越…权衡利弊得失，石越一时间竟然也无法决断。

沉半晌，石越方说：“相公忧国之心，令人佩。益州经略使，在下亦以为应当早定。兵机贵速，久拖不决，非用兵之利。然官兵屡战屡败，当此之时，皇上、枢府于选将调兵，加倍谨慎，亦是为了万全。”说罢，他顿了顿，忽然问：“相公可知枢府都推荐过哪些大臣？”

“皆是重臣宿将。”吕惠卿苦笑：“益州之兵，五八门，不用重臣宿将，怕节制不住。刚刚才有渭南兵变之事…只不知为何，竟无一人合圣意者。”

“相公，益州的确既有河朔兵，又有西军，又有东南禁军、厢军、土兵，但对善用兵者，没什么节制不了的。韩信能驱市人作战，章邯以刑徒大败项梁，此二人，谁曾他的兵来自何？枢府因官军一败再败，又碰上渭南兵变，满心想的都是谨慎。但如今要想在西南打胜仗，便只能依赖西军，舍此别无他途。什么河朔军、东南禁军、厢军、土兵，窃以为都不必他。从西军调锐，从西军择选良将，便是这两条章程。”

“明之言，正合吾意。”吕惠卿不由得击掌笑。

“西南夷所居之地，是群山绵延之所，其与蛮、溪蛮还不同，有许多落，素来不事耕，而喜畜牧，是以又有骑兵。要破西南夷，一定要用骑兵，但河朔骑兵却不堪使用，要用山地骑兵。这是狄武襄公赖以破侬智者。”

“山地骑兵？”吕惠卿亦是饱学之士，智力过人，沉一会，便恍然大悟，连连，赞：“明见。”

“国朝军，自李继迁叛之后，便日渐衰落，如今虽然重建，但汉人练军，在平原大地驰骋作战，以今日之禁军，便是契丹锐，亦与其一较下。我军术虽然略逊，然纪律严明，军之骨，都是西军久战健儿，或蕃骑中骁勇之士，如今又添了许多西夏降将，国朝骑军之盛，莫过于今日。然要在西南与叛夷作战，却如同一个从未坐过船的勇士在惊涛骇狼之中，于一叶小舟上，与一善习之人搏斗。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鲜有不败者。兼北人不习土，未战已先损耗三停。”石越侃侃而谈，说得吕惠卿频频。当年以盛唐之盛，几十万唐军还葬于西南，若这还可以说是将领无能的话——另一个时空中，以忽必烈之英武，蒙古骑兵之骁勇，还有许多蕃望风而降，争为前锋向导，十万大军远征大理国，其不意，攻其不备，虽然成功，但最后活下来的蒙军却不过二万余人，更有数十万匹战死于此役——西南之地利的厉害，石越又岂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西南夷虽然比不得南诏、大理，但宋军投的力量，却也绝对不如唐军、蒙军。更何况，宋军绝对经受不起唐军、蒙军那样的损失，大的损失曾经迫使忽必烈一改蒙军习惯，没有在大理屠城，又不得不保全段氏的命，借其威望来维持在大理的占领——但此时的宋朝，却不会有蒙古人那样的好形势，真要是那惨胜，后果没有人敢想象。不过这些计较，石越却是没办法与吕惠卿分说的。

“以在下之愚见，今天下之兵，擅长在山地作战，而又不惧瘴疬者，惟有横山羌兵。要与西南夷作战，朝廷应当于沿边诸军中，调熟蕃与汉军中有山地作战经历之兵，并招募横山羌兵，组建新军。若有这样一支军队，西南夷何足哉？且自各调军队，招募羌兵，亦可不影响到西北防。而将帅之选，便要自这军队的构成来考量——要有山地作战之经验，要有带蕃兵之经验！后者尤为要，蕃兵多是桀骜难制者，若非在西北诸蕃中威名素著，令蕃人信服者，绝不能统率此军。这样的将领，西军中也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