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桌上，厉声喝。

吴充怔了一下。

“家、姚家又如何？他们敢造反不成？！”文彦博沉着脸说“此事不诛，国家法度何存？若是姑息，祸更甚于藩镇。冲卿只回府，等着诸诸姚的谢罪表章，看看谁敢替自家侄求情？！石越与卫尉寺亦自会有奏章递上。大宋不是晚唐，容不得武人胡作非为！”

“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分？”吴充试探着商量。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决，倒有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为兵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稍存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却是不便牵连太广。惟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私心——他希望兵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糊地回：“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他去长安甚？”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的府寺长官，更是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力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忠心的有效手段。这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姚二家诸人激涕零的样。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化了这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