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更让这些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新驿政法推行后，地方上专门用来招待过往官员及使者的“公使钱”也自然而然地被大幅压缩了——新驿政法规定，三品以下官员过往，不得动用公使钱；三品以上官员过境，可以动用的公使钱也有限额，不再是随地方官员想怎么用就怎么样。在新驿政法的限制下，本就不存在官员们迎来送往的空间。这让许多人认为缺少人情味，实则不过是减少了官员用公费行逢迎上司、建立良好关系网的机会，自然使人觉得恶痛绝。于是，石越与刘庠将陕西路的公使钱“挪用”去兴修利，竟然也成为这些官员攻击的借。

石越这是一次向天下展示他“狰狞”的一面。以往，尽石越不动声的过许多实事，但他的形象始终是温和的，似乎是一个善长调和与妥协的官员。但是现在，天下开始看到石越勇于任事的一面。自从石越抚陕之后，这形象便越来越鲜明，到新驿政法推行之后，更是达到了一个。石越的之，一也不逊于他温和、妥协的一面。

安抚陕西后接连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给石越赢得了大的威信。加上他自熙宁三年以来积累的政治资本也颇为雄厚，在朝中又得到了司光、冯京、韩维甚至是吕惠卿等一大帮人的支持。这些政策推之后，庆历老臣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公开支持；而三大报更是异同声的赞扬，白潭的士，怀着年轻人的情，也公开提倡“单骑赴任”以示支持；从朝廷到地方，更有许许多多与石越利益相连、或者理念相合的官员替他辩护，为之声援。于是，陕西路的新驿政法，虽然非议、污蔑、攻击的声音从未停止过，但却终于被持下来了。但凡敢在陕西路破坏新驿政法的官员，无一例外，都被石越与刘庠参劾得罢官革职。陕西的驿政网络，也终于一日比一日健全成熟。

只是，陕西也是无法自外于全国的。由外地陕的官员，难免会有几分不适应。

宜君县驿站的事情，不过是这不适应症的一个小例罢了。主薄大人若是往他路就任，虽然职位卑微，但是因为是士，一路之上，莫说驿馆要殷勤招待，过境的地方官员，免不了也要召集歌大兴宴会迎送，许多诗词便在这样的宴会上诞生。这既满足了他们文人份都需要的风雅，又满足了他们官员份所需要的逢迎。当然，这一切都要由大宋的财政来买单。但是，在陕西路，除非三品以上的官员，地方官员要接待，就要自掏腰包，否则被石越、刘庠知，便会担上贪腐的罪名被弹劾。这样一来，各州县的地方官员们都自然而然变得小气许多，如主薄大人这样级别的官员，更是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宜君县的知县，完全是假装不知有位甘泉县的新任主薄要经过自己的辖区。当然，主薄大人也不是一次有这样的遭遇，陕西境内之后，只有一个县派人迎接过他，那是因为那个县的主薄，是他的同乡。但是宴会的规模，却远远低于传说中曾有过的盛况，由私人钱与由官府钱，永远是两个模样。席间两位主薄喝着酒大骂石越与刘庠的祖宗十八代，但是一觉醒来之后，却也无可奈何。

甘泉县主薄大人与他的仆人虽然被那年轻儒生讥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但是始终不敢闹将起来，将自己的前程丢在这宜君县——石越与刘庠的决心，举国皆知。那仆人嘟囔两句，便被主薄大人喝住，主仆二人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乖乖付钱吃饭去了。

阿卡尔多三人将这一幕闹剧看在里，不免都各有慨。

柴远便叹：“何日能将这善政推行天下便好。”他有他的算盘，陕西驿政网络支线中几个富庶地区的，大抵都被江南十八家商号联号瓜分，其余的一小分也有陕西本地富豪民营的，余下的便只是些没什么利的支线由官府经营——这样的地方，由官府来，成本并不，不过是一两个老厢兵，一两辆破旧车。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却是没什么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十年可能也挣不一辆破旧车钱来。陕西算是被瓜分净了，但是在柴远这样的商人看来，真正的商机绝不在陕西。大宋比陕西富庶的地区数不胜数，试想一下，如若能独占两浙路驿政网…

师仿佛是知柴远的心思一般，淡淡接：“柴兄不知杭州蔡元长已经上表请求朝廷许可两浙路效法陕西，行新驿政法么？”

“果真？”柴远这下当真是喜望外。蔡京是想拍石越，故意呼应石越，还是想真的政绩，柴远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朝廷可许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