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方为上策。石越本来乐于见到吕惠卿争辩，不料几句话下来，吕惠卿却将球踢到了他的脚下。

石越连忙向赵顼欠行礼，方娓娓说：“臣的确曾向皇上言：历代亡国之原因，非止是人君德政不修，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豪数百年兼并土地，使得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若再加官府迫，则民不聊生，自然盗贼蜂起，致有亡国之祸。若使百姓有一线生机，断不致于反抗朝廷。本朝若要脱离治循环之，则须从本下手，朝廷要时刻给百姓找一条活路。豪兼并土地，百姓无田可耕，朝廷要通过法令，禁止过度的兼并，同时要鼓励、帮助百姓开垦新田，并且，还要鼓励工商业，让工商业能尽可能多的纳贫民，如此，天下少一个饥民，便是少了一个叛贼。这才是治本之。又，天下甚大，必要之时，可以组织无业之民开疆拓土，就地扎，亦可缓解兼并之害。”

“治循环，实是气数。历朝概莫能免。何况鼓励工商，则务农者少，务农者少，则粮不得增加，粮不得增加，则百姓必然饥馁，石明所言，前后矛盾，本末倒置。况且百姓重视乡土，不乐迁移，行征发，必致大。”文彦博亢声反驳。

“非也。请文相公听在下细言之：凡太平日久，则人必然增加，此势所必然。若初有人一万，历二十年，则可至二万，再历二十年，则可以至四万，如此递增，若以原有人数称为‘人基数’，则人基数越大，所增人越多。百年太平，人滋长，必然构成压力。何也？因垦田数之增加，无法比上人数之增加。而且兼并一事，难以杜绝，由此有更多的人来分更少的土地。如此岁岁增加，每乡土地有限，而人增长无穷，必有不能生存者。故每逢末世，百姓生杀，生女杀女，大伤天和，虽如此亦不得生存。故历朝历代，治循环，实由此来。或谓历代人最盛时，皆是历代最盛时，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当末世，百姓谋生不暇，若再赋税，是无生理，故盗贼隐，必然增加。故历代最盛之时，实非人最多之世，而仅是在籍人最多之世。此后则是隐逃增多，致使后世不见此间真相。故解决之，在于为百姓谋生路。百姓不乐迁移，亦不必行征发，可以鼓励之，诱使之，人情驱利避害，若迁移之利大于不迁，则未闻有不乐迁者。至于以为重工商而伤国本，此商鞅之鄙见，非圣人之义。商人使资通，让农夫生产的粮与作卖掉，以更好的价格买回盐、茶等，更能让最好的农、传遍天下，非徒然害农而已。何况朝廷还可以通过贸易得到税收，从而减少农夫之负担。可以鼓励商人买回耕等，让农夫生产更多的粮。工商与农业，并非是一端繁荣必致使一端受害，而是完全可能互相促的。臣在杭州时，鼓励商业，未闻杭州粮减产，农夫之家，亦只从中获利。臣以为，不可固执商鞅千余之前的遗法于今日。”

“说得好听而已。”文彦博拂袖怒：“陛下不可轻信此言，历朝未闻有不重农而国富者，农为国本，不可动摇。治国之，务在安静。”

石越凝视文彦博，从容一笑，朗声说：“臣未曾言要国家不重农，臣亦以为农为国本，固国家不可不可重农。臣所讲者，为重农之术。盖历朝偏见，以为重工商必然伤农，而臣以为未必然，兼重工商，有利于农。历朝皆以为固之术，在于抑兼并，而兼并却无法抑制，臣以为本朝既然祖宗以来，未尝抑兼并，则不妨去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解决之，便在鼓励移民垦田。且朝廷治民之，不当是为防范百姓，而当是依靠百姓，帮助百姓。若以防范百姓为务，则臣恐有防不胜防之忧；若民信民，则国之固，有若金汤。”

“辞夺理！”石越的观，不仅新鲜，让文彦博难以理解。

“臣却以为石参政言之有理。臣以请陛下早下决心，废持兵之禁，将军衣等十余军资向民间商人招标，以节省朝廷开支。同时向商人售许可令，允许民间生产诸葛弩、刀、剑等十三兵。至于武库兵，亦当清，凡老旧陈腐者，可拍卖给商人售，或者脆卖给辽人。臣以为，武库的兵甲，一定要是最好的。”吕惠卿满新词，他的积极态度，让石越心中不自禁的充满了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