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又制定了旨在维护皇帝尊严和权威的《傍章律》十八篇。孝武皇帝年间，御史大夫张汤制定了关于廷警卫方面的《越律》，太中大夫赵禹制定了关于朝贺方面的《朝律》，亦名《朝会正见律》。另外还有《大乐律》、《祠令》、《祀令》等律令。

这四律法一共六十篇，也就是所谓的大汉律法。

丞相李玮要修改的就是《九章律》。其中主要修改内容是刑罚、重罪十条和钱负罪（犯刑律的人缴纳若金钱或谷以获取免除刑罚的办法）。

本朝律法承袭秦朝，刑罚和大秦朝的相差无几，包括死刑、徒刑和耻辱刑。

死刑很残忍，有戮、磔（碎尸）、腰斩、枭首、弃市、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等等。本朝孝文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曾经发生了缇萦上书救父一事，孝文皇帝以此为契机，修改了刑律。当时是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等大臣共同议定了修改方案，把刑改为打板。原来被判砍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原来被判割鼻的，改为打三百板。不久，孝文皇帝就正式下令废除了刑，接着又废除了连坐刑（连坐，就是被牵连一同办罪）。

废除刑看上去是件好事，但实际执行起来弊端很多。有些犯人打上五百或三百板后，上就死了。这样一来，无形当中加重了刑罚。后来到了孝景皇帝朝，又把打板的刑罚减轻了，弊端才稍稍有所缓解。

重罪十条就是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不敬、不孝、不义、内，这是朝廷严厉打击的对象，犯此十罪者，杀无赦。

钱负罪制从本朝初年就开始了。朝廷售免刑权，继而取得财政收，从某意义上说，这是朝廷聚敛财富的一特殊手段。

本朝四百年来，西北两疆战不止，不得不大量用兵，修建长城和边要隘，军资开支极其庞大。为了增加赋税，朝廷想尽了办法，实施了各措施，而赎罪收就是增收的一办法，占据了赋税收很大一分。孝惠皇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朝廷曾下旨，民若有罪，赎六万钱可免死罪。而孝武皇帝在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也曾下令，死罪赎钱五十万，则可减死一等。光武皇帝中兴之后，朝廷财赋一度张，赎罪范围大大扩大。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朝廷下旨，从死刑到最轻的刑罪都可以缣免刑。

钱赎罪，对朝廷来说是聚敛财赋，对有钱人来说可以免除刑罚，但对贫穷者来说，却是不公平。本朝有名的大儒司迁就因为无钱赎罪，遭受了刑。所以说，钱赎罪在本质上是一个弊政。

这次李玮修改刑律的力度非常大。

他首先简了法律条文，并将法经中的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然后又在刑名后增加了法例律，丰富了刑名总则的内容，同时又对刑律分重新了编排和扩充。新刑律不但充分现了刑宽、禁减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维护了皇权和相权，保护了新政诸策，尤其对土地兼并和赋税制度给予了特殊的重视。

新的刑律把刑罚设为五等，分别是笞、杖、徒、、死五刑，并减轻罪罚力度，彻底废除了重罪连坐以及黥、劓、斩左右趾等刑。过去孝文皇帝废除连坐和刑，只是针对重罪十条以外的罪犯。这次李玮一改到底，彻底废除了。

重罪十条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其定义和过去相比，有某些不同。但就是这些定义的差别，可以让很多人逃离杀无赦的惩罚。

钱赎罪制在朝廷第一次改制的时候废除了，因为其弊端太大，也不符合“世当用重典”的原则，现在李玮又把它恢复了，而且其赎罪的范围非常大。从最轻的“杖十”到死刑，都可以钱赎罪。这样既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又缓和了各阶层、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符合“与民修养”的国策，短期内对社稷稳定还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李玮在“钱赎罪制”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个“官当制”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罪刑。不过，李玮尤嫌不足，他依据周代的“八辟”制，别心裁地创造了一个“八议制”规定大汉有八人犯罪必须由皇帝亲自裁决或依法减轻罚，但犯了十条重罪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官当”和“八议”制对门阀世家、官僚士人极其有利，当然了，对北疆系的文武大吏也同样有利。很明显，李玮这是在为自己预留退路。

李玮修改《九章律》，目的不言而喻，就是对门阀富豪们妥协。

黄猗的案牵连甚广，如果继续追究下去，很可能演变成“谋反、谋大逆”一旦此案的质被定为“谋反、谋大逆”那么所有受牵连的人都要掉脑袋。在目前这情况下，门阀富豪们肯定要妥协，要退让，但问题是，必须给他们一个能接受的退让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保住脑袋，保住财富。

依据新刑律，所有的罪犯都构不成“重罪”包括主犯黄猗、麴忠在内，他们都可以钱赎罪，可以“官当”有些人甚至还能依据“八议”制度免除所有的惩罚。比如受到牵连的太傅杨彪大人，只要长公主和天不予追究，他还是可以继续担任太傅一职。

杨彪、荀攸和陈群仔细看完李玮的《刑律》修改草案后，顿时松了一气。侥幸，侥幸，这位气势汹汹的丞相大人总算手下留情，没有象上次一样，挥起屠刀一杀到底。

“怎么样？”徐荣慢条斯理地问“诸位大人可有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