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蔡邕等人的书信，对朝中的争议一清二楚，他已经拟好了奏章。

在朝议上，大将军李弘拿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洛的皇不拆，三雍不拆，太学也不拆，洛是大汉的东都，所有建筑全保留并妥为修缮。

长安是大汉的都城，也可以称之为西都。都城要宏伟，该怎么建就怎么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百年，总有一天会建成，没必要着急，更没必要规定完成的时间，也许后人修建的长安城更加雄伟，更加有气势。

在天下没有平定之前，百姓要节俭，官吏要节俭，朝廷也要节俭，所以先在长安重建未央、三雍等必需建筑，其它建筑待天下平定后再说。

朝廷的赋税政策要改，但要照大司农李玮的奏议行修改，百姓的赋税要适当减免，对商贾要更加优惠，盐铁要更加放开，要推动农、工、商全面速发展，以此来增加朝廷赋税的总量。

十月初，在大将军的说服下，丞相蔡邕、太尉荀攸等大臣最终接受了这份奏议，长安重建的难题顺利解决。

然而，到了十月中，朝堂上却异变突起，矛盾骤然爆发。

第二卷世豪雄篇第十一章长河落日第三节

长安是大汉的都城，重建长安，除了要恢复皇外，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三雍。

三雍就是明堂辟雍和灵台，在建筑上它叫三雍，但其实只有两座建筑。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但它包两建筑名称的义，而灵台是另外一座建筑。

明堂是皇帝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是大汉最等级的礼制建筑。辟雍就是明堂外面环统的圆形沟，环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象征王教化圆满不绝的意思。至于灵台，则是观测天象的地方。

三雍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的象征建筑，意义极其重大。

去年，太尉荀攸、太仆孔、右车骑将军徐荣、将作大匠董昭、京兆尹赵戬五位大臣奉旨筹划重建长安一事，当时他们在奏章中虽然详细说明了重建方案，但因为时间问题，并没有呈递的图议。

今年洛大战结束后，朝廷各方对五位大臣的重建方案产生了严重分歧，直到九月大将军李弘回朝后，这份奏议才最终得到认定并形成决策。

十月中，在长公主的促下，将作大匠董昭向朝廷呈递了刚刚绘制完毕的三雍重建图样。新建三雍全仿制洛三雍，并没有什么变化。长公主、丞相蔡邕等文武大臣互相传阅图样，觉都很满意。

尚书令崔琰拿到图样后，脸上就变了。他冲着已经迁升为治书御史的郗虑招了招手。郗虑走到崔琰边低细看，然后和崔琰小声商讨了几句。

长公主以为三雍图样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急忙问：“两位大人有何意见？”

崔琰躬奏：“殿下，臣认为，董大人所奏的这份三雍图样本不符合本朝礼制。”崔琰大概有些激动，说话的声音很大，声震殿堂。

霎时，朝堂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呆地望着崔琰。

长公主非常吃惊，半天都没说话。

丞相蔡邕冷哼一声，怒声问：“崔大人，理由呢？你的理由呢？”

崔琰泰然自若，躬再奏“本朝承继土德，重新定都长安，那么，这三雍是不是应该符合‘古礼’才对？”

丞相蔡邕似乎早就料到他有这句话，当即予以反驳“本朝自光武皇帝中兴以来，一直延用‘今礼’。难崔大人认为‘今礼’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当然。”崔琰说“《周礼》、《孝经》中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由此可见，建明堂应符合‘古礼’，其应为五室，而不是九室。”

崔琰这句话刚刚说完，朝堂上顿时骂声四起，一片混。

太尉荀攸大声驳斥“《礼说盛德记》中有言，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八牖，共三十六，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说》中也有言，明堂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八牖，其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先辈遗说足可证明，本朝三雍应符合‘今礼’，辟九室，毋庸置疑。”

郗虑当即嗤之以鼻“德大师是孝宣皇帝朝的博士，《大礼记》是他选编先儒有关礼仪论述八十五篇而成，距今不过两百多年，但《周礼》、《孝经》呢？距今多少年？明堂到底是五室还是九室，难还要争论吗？”

李玮极力支持崔琰、郗虑，他也说：“郑玄大师曾说过，《礼》中关于明堂的记载，虽于《威德》篇，言明堂应为九室三十六七十二牖，但其实都是取自秦相吕不韦所作的《秋》，并不是什么古制。另外，讲学大夫淳于登曾说过，明堂在国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上帝五之神，太微之中有五帝坐位。郑玄大师同意淳于登之言，认为本朝立明堂于丙巳，就是由此而来。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合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因此，建三雍应依古礼，明堂应为五室。”

大臣们很快分成两派，在朝堂上吵成一团。

大将军李弘昏昏脑地回到了府邸，还没坐下喝，谏议大夫赵松就来了。

赵松自从随同小天亲征以来，和李弘的接越来越多。李弘很喜他飘逸洒脱的格，喜和他聊聊天，向他请教一些经文上的事，彼此很投缘。看到赵松来访，李弘急忙把他迎到书房，急切问：“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啊？这个‘今礼’和‘古礼’是怎么回事？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

赵松笑着说：“所谓‘今礼’，最早见于《大礼记盛德》，也就是光武皇帝中兴后所采用的明堂制度。《礼图》中说，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即为现在洛明堂的九室建筑格式。‘古礼’则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五室明堂之制。至于和今、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赵松迟疑了片刻后，继续说“德大师是今文《礼》学大家，因此一般来说，持‘今礼’观念的儒士几乎都是今文经学一派，但也有例外，比如蔡邕、卢植两位大人。他们是古文经学大家，但持明堂制度为‘今礼’，并把它写了《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