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连孙元起的便宜叔祖、官至大学士的孙家鼐家里都被抄过，其他的可以想见。

老佟找了破旧的衣裳，怀揣了六百两银票兑换的碎银、铜钱，每天天不亮就门，连早饭都不吃，就在北京城转悠，或者在茶馆里打探消息。一听说哪里有抄家，立过去，装作拾荒的，专门拣拾图书。如果见有拳民拿着图书，就用铜钱、馒来换。别人问他要书什么，他就装傻，说有人收废纸，纸钱用。

六百两银用完了，就每天去捡。老佟不识字，但时刻记着孙先生代“越多越好”的原则，只要是有字儿的纸书，都往家捡。义和团住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老佟连蒙带骗，愣是一一地把京师大学堂里的纸片拾了个净。连扔在池里的，都捞上来带回去。

既然义和团被称为“暴民”自然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君。看到老佟偷偷摸摸的往怀里装书，骂几句那是好的，动不动就上来打几拳、踢几脚。老佟只有陪笑脸、装孙。有时候遇到暴戾的，把老佟殴打一顿，书撕毁，抢走上的最后一个铜，才扬长而去。等老佟能动了，又把撕毁的书给捡起来，带回去。

西历6月20号左右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民巷的使馆区。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是大清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之一，藏有各典籍、以及印书的雕版木片，包括修《四库全书》时的底本，其中最贵重的当属《永乐大典》。

明朝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集、百家、天文、地志、、医、卜、僧、、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类书，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后人曾从中辑录佚书五百九十。现存《东观汉纪》、《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辑。

《永乐大典》正本被火焚毁，副本在明嘉靖后一直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移翰林院。乾隆五十九年（1773）时曾对《大典》实存册数作过详细的统计：《大典》全书11095册，当时还剩9881册，佚去1215册。《大典》比较大规模地陆续散，是从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的。据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载：“咸丰庚申（1860）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大典》）遂渐渐遗失。”而《大典》散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利熏心的官吏监守自盗，而非有些论著想当然的以为是英法联军盗掠。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3中记录了偷盗者的伎俩：“早间院，带一包袱，包一棉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院，将褂加穿于，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也。”这确实是“极巧妙刻毒”的偷书法。他们偷到《大典》后，多以十两银一册售给他们的洋主顾。所以，王颂蔚在《送黄公度随使英法》一诗的注中说：“《大典》今存翰林院者，…传闻英人购去，储博院。”并在诗中发“顷闻敦城，稿尚盈两屋”的慨叹。

光绪元年（1875），翰林院中的《大典》只剩下不及5000册。光绪二年（1876），《大典》只剩下3000余册。光绪十二年（1886），缪荃孙在翰林院敬一亭中亲手翻阅过的《大典》即有九百余册。光绪十八年（1892），翰林院中的《大典》仍存有八百七十册，因为《翰林院旧书目录》下册明确载有：“《永乐大典》，存八百七十本。”光绪二十年（1894），《大典》也大约还有八百余册，因为翁同龢其时在翰林院中翻阅了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