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购买香料的形式置换掉一分，剩下的汇合尼拉航线的白银被中国的商人运走。留在东南亚的那些白银一分通过穆斯林商人回到印度，其余分由于拥有香料和宝石的易而放缓了中国的速度，但最终仍然来到了中国。此外，牙人通过澳门得到了特殊的贸易地位，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无法得到与帝国直接贸易的权力，所以牙人可以通过转手中国货获得每年二百三十五万两白银的收益，现代的日本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日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如果日本在初始的官方贸易时便遵守游戏规则，他们是不会落到如此境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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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府禁止与日本的贸易确有充分的理由。早在朝贡贸易时，他们便常常没有国家作为信誉担保，他们所谓的朝贡不过是地方番主为了获得与帝国的贸易机会而产生的自发行动，逾期不归已被他们当作赚取利的必要手段，他们的番主不仅在朝贡贸易时相互之间大相争执，甚至通过与帝国的海盗集团勾结的方式掳掠东南沿海，帝国的东南沿海受其害。杨守陈在＜议倭＞中指：“倭拏舟载其方戎，没海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而恣肆侵扰；不得其间则陈其方假称朝贡。”“倭夷来朝，利与中国关市久留，鄞守臣趣有司牵海舶行，倭短兵乎，杀纤夫数人，知鄞县朱讷驰骑其曹，语译者以祸福，约三日关乃定。”必须指的是，由于没有涉及到多少幕府的利益，幕府对颁发“勘合”（朝贡的证明，国家保证信誉的证书）并没有严加审，致使其成员组成异常杂。“今朝廷未纳其贡，而吾郡先罹其害。芟民稼穑为之舍馆，浚民脂赏炎之饮，劳民力役使防卫，昼号而夕呼，十征而九敛，虽犬不得宁焉！且彼且纵使无，市货，善谑妇女，貂珰不之制，藩宪不之问，郡县莫敢谁何，民既哗然不宁矣！”帝国希望通过禁止对日贸易的形式遏制危害的蔓延，却反而加重了危害。倭人与中国的海盗勾结，肆意妄为，无恶不作，严重扰了正常的贸易秩序，所以在1567年海禁大开时帝国政府仍然持禁止对日贸易便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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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虽然由于先前所述的原因而被排斥于直接贸易系之外，但是它却是帝国白银的几个主要来源之一。日本富产白银，日本人在石田、但、佐度、甲斐、秋田等地开采银矿，用“银山银”的方法使矿渣分离，提了白银产量，从而使白银成为他们的主要通货。当时日本市场上中国商品的价格非常，一斤丝市值六两，一斤丝绵市值二两，红线一斤七十两，银一斤三两，每一针值银钱七分，一铁锅值银一两。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降低，而此时由于银荒所导致的银价居不下却困扰着明帝国，这无疑大大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让白银继续留在国内造成昂的价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输白银以换取明帝国的商品，然后再将商品运回国内价销售才是获利的良方。”抱持着这想法的人必然不在少数，即使他们无法用现代经济学的观解释当初的经济现象，但人类是被现实利益所驱动的一生，他们总会想方设法赚取利，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规律就显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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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走私让人由衷欣，因为它是以商品持续而大量的输为存在前提，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帝国的腰包，全世界不断地向帝国支付通货，这一直支撑着帝国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将视野回到1550年。我们注意到世界上最活力的两个商品生产地区，在西方是法国北、英国和尼德兰，在东方则是中国的江南。它们都依靠西班牙人和牙人从洲运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支撑其工业生产，这些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最终造就了技术革命，却没有使得它们的运输者西班牙人和牙人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然而，西班牙并非没有下意识地保护本国工业，但面对国内低廉的白银价格所造成的通胀率，那些黄金和白银持有者本无意服从王室的命令。事实是：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西班牙所能承受的极限，对外输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英国、法国北和尼德兰的纺织业最先尝到好，接下来这趋势开始向世界蔓延，不久以后到扩散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