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国家之，在于有法不依。历史的事实一再说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既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备，更取决于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的执行。某意义上，司法状况比立法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命运。《画策》云：“国之也，非其法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请注意，商鞅在这里有一则极为刻的法哲学理念——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句话翻译过来，几乎是一黑格尔式的思辨：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能够保障法律必然执行的法律。这一思想的基础逻辑是：社会是由活的个人构成的，社会不是机，不会因法制完备而百分之百地自动运转，其现实往往是打折扣式的运转。这一思想的延伸结论是：正因为法律不会无折扣地自动运转，所以需要调执法，甚至需要调严厉执法。现于人事，就是要大力任用敢于善于执法的人才，从而保证法律最大限度地达到立法目标。也正因为如此，秦法对官员“不作为”的惩罚最重，而对执法过程中的过失或罪责则而论。

显然，商鞅将“使法必行”看法治存在的基所在。否则，国皆有法而依旧生。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包括韩非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将司法的重要说得如此透彻。理解了这一，便理解了秦任“行法之士”的历史原因。

四则，反对“滥仁”的司法原则。

商鞅执法，一力反对超越法令的“法外施恩”《赏刑》云：“（法定），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依法）杀人不为暴，（依法）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无起。”法外不施恩的原则，在王理念依然是传统的战国时代，是冷酷而彻的，也是很难为常人所能理解的。“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的肃杀凛冽，与商鞅的“法以民”适成两极平衡，必须将两极联结分析，才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全貌。这一思想蕴藏的基理念是法治的公平正义，是对依法作为的基维护。对如此思想，若非有刻领悟能力的政治家，是本能地畏惧的。这一司法原则，其所以在秦国扎下了实的基，最本原因便是它的公平——对权贵阶层同样的执法原则，同样的执法力度。从这一原则发，秦法还确立了不许为君王贺寿等等制度。

商鞅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王仁政的“滥仁”传统在战国之世尚有大影响力。此前此后的变法所以不彻底，基原因之一，便是一不能破除国有二法与法外施恩之弊端。顾及到这一背景，对商鞅这一思想的价值便会有客观的认知。

五则“刑无等级”的公平执法理念。

商鞅确立的执法理念有两则最重要：一则，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此所谓“壹刑”原则；再则，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此为“明刑”原则。《赏刑》篇对这两个原则论述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也就是说，卿相大夫忠臣孝行善立功者，统统与民众一对待，依法论罪，绝不开赦。相比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传统，庶民孰选，岂不明哉！

六则“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