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监松散，是因为当时包括关中在内的整个大中原地区并无重兵，不可能以军队监刑徒，而只能以执法吏卒行职能监，其力度必然减弱。从另一方面说，秦始皇时期敢于全力以赴地屯戍开发边陲，敢于将主力大军悉数驻扎山、岭南两大边地，而对整个腹心地域只以正常官署治理，如果法制状况不好且罪犯威胁极大，如果对法治没有厚的自信，敢如此么？直到秦二世初期大作始皇陵、阿房，关中依然没有大军。后来新征发的五万“材士”驻屯关中，也没有用于监罪犯。凡此等等，意味何在，不值得思么？

其二，秦之罪犯极少发生暴动逃亡事件。史料所载，只有秦始皇末期骊山刑徒的一次黥布暴动。相比于同时代的山东六国与后世任何政权，以及同时代的西方罗帝国，这百余年仅仅一例的比率是极低的。这一历史现象说明：秦帝国时代，罪犯并不构成社会的重大威胁力量，甚或不构成潜在的威胁力量，反而成为了一支担负大工程的特殊劳动力群，最后甚或成为了一支平大军。若是一个法治显失公平的社会，不会如此自信地使用罪犯力量，罪犯群也不会如此听命于这一政权。当陈胜的“数十万”周文大军攻关中之时，关中已经无兵可用，其时若罪犯暴动，则秦帝国的基地带立即便会轰然倒塌，陈胜农民军便将直接推翻秦帝国。而当时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七十余万罪犯非但没有借机逃亡暴动或投向农民军，反而接受了官府整编，变成了一支至少超过二十万人的平大军。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假若罪犯不是自愿的，帝国官府敢于将数十万曾经被自己惩治的罪犯武装到牙齿么？

而如果是自愿的，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是施行恶法，还是施行良法，都从来没有过敢于或能够将数十万罪犯编成大军且屡战屡胜的先例。只有秦帝国，尚且是轰然倒塌之际的秦帝国，到了这一。就其本质而言，这是法治史上极探究价值的重大事件。它向法治提的基本问题是：人民的心灵对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社会群对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只要法治真正地实现了公平与正义原则，它所获得的社会回报又将如何，它的步伐会有多么实，它的凝聚力与社会矛盾化解力会有何等大。

可惜，这一切都被历史的烟雾湮没了。

轰然倒塌之际，秦法尚且有如此大的凝聚力，可见秦法之常态状况。

法治的良恶本质，不在轻刑重刑，而在是否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其五，认知作为秦法源的商鞅的步法治理念。

由于对帝国法治的整否定，当代意识对作为帝国法治源的商鞅变法也采取了简单化方法，理论给予局肯定的同时，却拒绝发掘其的法治遗产。对《商君书》这一最为经典的帝国法治文献，更少给予客观的研究，《商君书》蕴藏的极现实意义的步法治理念，几乎被当代人完全淡忘，只肆意指控其为“苛法”很少作应有的论证。

帝国法治基于社会平衡而生发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可以从已经被久久淡漠的商鞅的法治思想中看到明确基。《商君书》所现的立法与执法的基本思想，在其变法实践与后来的帝国法治实践中，都得到了鲜明现。

唯其被执意淡漠，有必要重复申明这些已经被有意遗忘的基本思想。

一则“法以民”的立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