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荒诞，也正在这样的时期定型了。

唯其有代表意义，我将其对秋战国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汉书·货志》云：

东汉王朝在实际奉行秦文明的同时，官方意识却更为明确地指控秦文明，更为调地颂扬三代王制，从而弥漫一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复辟还不够准而已。再次确立这实际建政法则与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荒诞割裂，是“暴秦”说弥漫为历史烟雾的基所在。

辟周制的荒诞时期。历史的演是残酷的：王莽集团竭尽全力改制复古，非但没有使天下趋于王昌盛，反倒引发了大饥荒大混大动，华夏大地再次沦了较秦末大劫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大倒退，西汉二百余年累积的文明成果，悉数付之东！绿林赤眉农民军遭遇的大饥饿大杀戮，其酷烈远远过于因不堪徭役而举事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

秋之时，王浸坏，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刑、大辟，有凿颠、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邪并生，赭衣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书·货志》与《汉书·刑法志》，是东汉官方对历代文明框架（制）的总看法。在这两篇概括叙述并评判历代制的文献中，完全可以看“暴秦”说的新面目。这两篇文献对华夏文明程的总评判是：以井田制为轴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的理想社会状态；自秋战国至秦帝国，则是最为不堪的沦落时代；西汉之世，始承平昌盛。基于此等价值标准，这两篇文献的定式是：开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绘三代“王制”的田园诗画面，接着语气一转，便开始严厉指控秋战国秦的不堪与暴，之后再叙述西汉的承平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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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教训是冰冷的。随后立定基的东汉政权，不再任何复古梦，很现实地回到了忠实效法西汉而秉承秦制的路上，在实际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价值，断然摒弃了复古路。秦末至西汉末的两百多年间，历经项羽王莽两次大复辟，既带来了毁灭的灾难，也对整个社会历史意识产生了大的震慑。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尝试复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没有现，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也只能自家嘟哝几句而已。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说明：华夏族群的历史意识已经实实在在地认定了秦文明的真实价值，在实际中永远地奉行不悖了。

《汉书·刑法志》云：

东汉之后，华夏再度陷了分裂割据状态。三国时代的剧烈竟争，颇有小战国气象。基于竞争本的需要，这一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有了新的可能。由于《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撰写，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的诸《志》专类，是故，无法评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然则，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制，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仍然可见其对秦

东汉官方认定“暴秦说”之外，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但是，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肯定秦政的论说，也是星星不成气候。诸如东汉之桓谭、王充，皆有局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为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作。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万，而贫者糟糠；有国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力耕不足粮饷，女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