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兵。如此野无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从白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日：“秦为政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动，百姓罢敝，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范人蒯通说范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秦法不施，慈父孝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守范，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了范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有显然的不可信：

其一，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有明显的手段，丧失客观真实。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变作范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令以侯爵印并车驷；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复辟黑，其节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准，变成了真正的摇鼓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