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派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士之中，以求查勘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时年嬴政四十二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三川郡（在武博狼沙遇刺）——胶东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经恒山——经上党——西渡河秦。从时间看，是仲（二月）发，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也是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相连，其使命大也与上次大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登临之罘山，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其内容与峄山石刻大同小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武县博狼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旧韩公张良携力士埋伏侧壕沟，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掷嬴政皇帝座车，结果误中副车，刺杀未遂。但在当时，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没有缉拿到罪犯。

也就是说，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

为此，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靡不清静”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行关中，夜行兰池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博狼沙大谋杀事件，兰池逢盗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变化——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的查勘，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狼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这一转变，从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轨迹。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经旧赵之地——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署反击匈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密相连的一个整：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基。

尽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始皇巡北边，从上郡。”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实说，匈长期为患北边，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连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的不固定领地。要一举占据河南地，并扫灭山草原的匈主力，将匈族驱赶得远离华夏，便要大举歼灭匈的有生主力骑兵；而要真正到一举大胜，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九原直尚未修成，粮秣兵仍得通过上郡输送，诸方协同尤其要。事实上，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与蒙恬、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署，最终议决：来年大举反击匈，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第二年的事实展，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

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署求仙，全然是政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海，求仙人不死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