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势治。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发，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权力，任何治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本的治。

《慎》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能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正是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之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有最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韩非之新，在于承认“势”是法治之源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

再说术治。术者，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除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盛。齐国如此，韩国更如此。

“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其才罕见矣！”嬴政拍案大笑。

《韩非·难势》云：“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贤者拥势，则天下治。不肖者拥势，则天下…以势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势之于治，本末有位也，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浅矣！”

韩非说，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诘难之后，《韩非》说了一个故事：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其盾之“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其矛之利“无不陷也”；有市人过来说：“以之矛，陷之盾，何如？”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韩非》结论云：“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韩非》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韩国法令庞杂，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邪必多。贵胄之利在旧法，则以旧法行

唯其如此，韩非三派为一家，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

《韩非》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

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

“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

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合的三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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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嬴政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