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不辩”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棚被打得一佛世二佛升天，开绽，仍然不停地拜，其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到了１９５４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毫，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力之余，终成为“竹篮打一场空”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１９６２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落了地。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也消逝了。被泼在上的污泥浊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过日了。这思想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了他们的积极，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贡献自己的力量。版界也奋起直追，版了几《胡适文集》。安徽教育版社雄心最，准备版一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也不过是想拨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５0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中”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５0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石，墓志铭为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４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前，５0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也没有颓唐之。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