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绝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三年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先生年老弱，最喜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红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零还跟不上价飞速提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经非同小可。

有一年的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的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蜂。我们一群弟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等，知先生。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大片藤萝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兵荒、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我们谈笑风生，尽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本。学术界的泰斗、德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２00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在当时是最权威的刊，简直有“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到受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一片护青年学者的忱，真令人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