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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１２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彤先生。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护。

离开了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１0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１0年。国家为外寇侵，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的院落里，大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１９４５年，在我来到哥廷１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国兵先攻占哥廷，后为英国人来接。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１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望外，谁听到能到最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谢。这一年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１0年的哥廷，怀着“客树回看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１９４６年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兴，叮嘱我到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护之以及用心之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