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说，即所谓宋学。这是学术上一大明。不料这学说，刚一成立，而弊跟着生，因为明死后，他的学说，分为两派，一派为程（伊川）朱，一派为陆王。明早死，伊川享寿，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大概属乎伊川这一派。

中国是尊崇孔的国家，朱见了一个理，不敢说是自己见的，只好就《大学》“格致知”四字解释一番，说我这说法，是为孔门真传。王明见了一个理，也不敢说是自己见的，乃将《大学》“格致知”四字加一番新解释，说：朱解释错了，我的说法，才是孔门真传，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了，单看他的内容。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宋明诸儒的意思，都是说：凡人要想为圣为贤，必须先将心地好，必须每一动念，即自己考察，善念即存着，恶念即克去，久而久之，心中所存者，就纯是善念了。关于这一层，宋明诸儒的说法，都是同的。惟是念之起，是善是恶，自己怎能判别呢？在程朱这一派人说：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每遇一事，就细细研究，把理会贯通了，以后任一事来，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陆王这一派说：不需那么麻烦，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净净，如明镜一般，无纤毫渣滓，以后任一事来，自然可以分别是非善恶。这就是两派相争之。在我们想来，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净净，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合程朱陆王而一之？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各不相下。此正如孟荀善恶之争，于整个理中，各截半面以立论，即成对峙之两派，是之谓门之见。

孙中山先生曾说：克思信徒，一步研究，明了“生存为历史重心”的说法，而告在二千多年以前，已有“生之谓”一语，这是值得研究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合得到告所说“生之谓”达尔文学说，本莫有错，错在因生存竞争而倡言弱，成了无界域之竞争，已经达到生存了，还竞争不已，驯至欧洲列，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以供其无厌之壑。尼采则由达尔文之说更推一步，倡人主义，谓他为隶德，谓剿灭弱者为者天职，因而产德皇维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产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军阀，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原祸始，实由达尔文对于人生欠了研究之故。假使达尔文多说一句曰：“竞争以达到生存为止。”何至有此弊？

中国之哲学家不然，告“也”的说法，孟荀都是承认了的，荀主张限制，不用说了，孟对于字，只说到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为止，对于字，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达到生存，即截然止步，虽即提倡礼义，因之有“衣足而礼义兴”的说法，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绝莫有西洋学说的弊。

世界文明，不能于西洋现行学说中求之，当于我国固有学说中求之。我国改革经济政治，与夫一切制度，断不能师法欧各国。即以宪法一端而论，国宪法，算是制得好的了，本上就有问题。国制宪之初，有说人是善的，主张地方分权，有说人不能完全是善，主张中央集权，两派之争执，经过许久，最终后一派战胜，定为中央集权（详见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此乃政争上之战胜，非学理上之战胜，岂足为我国师法？据我们的研究，人乃是无善无恶的，应当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合为一，制来的宪法，自地主看之，则为地方分权，自中央看之，则为中央集权，等于浑然的整个人，自孟看之，则为善，自荀看之，则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