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全是曹、司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之路。一个死孔，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蹄脚下人，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蹂躏，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明了一学说，不敢说是自己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明明一学说，也只好把“格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无如于孔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搜寻得来。

韩非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就对燕王说了。燕王听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一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现，无怪乎政治紊；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销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的人格不，也不敢说孔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并莫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孔，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孔的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来。前几年，有人把孔推开了，同时杜威、罗素就闯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衷于杜威、罗素，成一个变形的孔，有人违反了他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杜威、罗素去了，又会有人来，执行孔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应该听人攻击，如果说错了，改从他人之说，于己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降下来，与周秦诸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杜威、罗素诸人迎来，分抗礼，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杜威、罗素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踞孔、杜威、罗素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来。